?

    建設宜居和幸福的城市是歷史的選擇，是老百姓的選擇，更是我們黨的宗旨的具體體現。那宜居幸福城市應該怎么建設呢？本報專訪了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政府績效評價中心主任鄭方輝。他的工作就是幫人們“丈量”幸福。

    構筑幸福：從廣東到德州

    記者：在剛剛結束的中共青島市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青島提出讓人民群眾成為宜居幸福城市的建設者和共享者。近幾年，您應該注意到“幸福”二字頻繁出現在政府文件中吧。

    鄭方輝：實際上，這是地方政府的必然選擇。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已進入社會經濟的轉型期，傳統的粗放型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增強人民的幸福感成為必然。此種背景下，建設幸福城市成為熱門話題：2011年1月，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出“ 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2011年8月底，山西太原市提出“使太原成為最有人情味、最有幸福感的城市”；2012年2月9日，武漢市委常委會原則通過《武漢市建設人民幸福城市規劃》，2012年2月18日，山東德州市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建設“幸福德州”……

    記者：持續30多年的政府公共政策導向，由GDP最大化轉向國民幸福指數最大化，其背后的最大推動力是什么？

    鄭方輝：作為發展目標，提出這樣的概念并非今日，也并非國內；作為發展理念，背后的原因在于30年來我們信奉的GDP至上主義已走進死胡同。隨著經濟規模擴大，資源增量收縮，環境污染存量逼近臨界點，以GDP最大化為目標的增長導向難以為繼。“幸福指數”以公眾幸福為政府執政目標，可在一定程度上約束收入分化以及經濟增長對生態環境和資源的透支。

    記者：經過中共十七大的補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奮斗目標表述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幸福城市的建設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中占據一個什么位置？

    鄭方輝：作為追求目標，幸福指數意味著“幸福”是社會發展的目標導向，當然包括成為各級政府的工作目標。事實上，提出這樣的目標并非始于今日。恩格斯指出，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個基礎原理，或者說在“ 每個人的意識或感覺中”，就是“都追求幸福”。從本質上說，幸福城市的實現取決于政治轉型，涉及兩個重要關系，一是國家幸福與國民幸福的關系。集權體制下，國民幸福從屬于國家幸福，在一切所謂“國家幸福”的名義下，國民可以被幸福，或者是先制造不幸福，之后提出去“追求幸福”；二是幸福與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關系。我們常說，目標是要把我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但實際上，這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還是要讓人民幸福，只有當人民幸福了，才能真心擁護這個政府，擁護中國共產黨。2006年，胡錦濤在耶魯大學演說亦明確提出要“關注人的價值 、權益的自由，關注人的生活質量、發展潛能與幸福指數。”

    宜居幸福政府需要做些啥

    記者：您認為宜居和幸福應該是一種什么關系？

    鄭方輝：宜居是幸福的基礎，但不是全部。宜居側重物質方面 ，包括學有優教、病有良醫 、老有頤養、住有宜居等，這些方面大都是政府的責任 ，有較為客觀的標準，但幸福更多的是個人感受，包括社會公平正義、政府廉潔等，與政府關聯 ，亦有個人因素，如人際關系、家庭關系、信仰等，當然，目前中國社會，兩者關聯密切。

    記者：那么宜居幸福有沒有一個靠譜的衡量指標呢？在調查研究中具體是如何衡量的？

    鄭方輝：在我的研究中，將幸福定義于主觀范疇，利用幸福感和滿意度等指標測量公眾的幸福指數，其中幸福感所占權重為50.0%，滿意度包括個人及家庭因素、社會因素、自然因素、政府因素等，所占權重為50.0%。個人家庭因素中，又包括對收入滿意度(6.2%)、身心健康滿意度(5.3%)、工作就業滿意度(4.6%)；社會因素中，又包括治安滿意度(5.2%)、社會保障滿意度(5.4%)；自然因素中，主要是指對自然環境滿意度(5.5%)；政府因素中，包括對政策公平性滿意度(5.3%)、對政府廉潔滿意度(5.2%)、對執法公正滿意度(6.3%)。以此得到2010年廣東公眾幸福指數為60.79，其中：幸福感為69.38，滿意度僅為52.21；同時，經濟發展水平與公眾收入對幸福指數有一定影響；公眾背景對幸福感評分影響較大，對滿意度評分影響較小。

    記者：從測量的具體指標來看，政府在公眾幸福指數中的作用好像不是想象中那么重要。

    鄭方輝：幸福指數是對國民幸福感的主觀評價 ，受眾多復雜的因素影響，“政府善治”只是其中重要的一項。以我們去年做的調查為例，廣東省民眾對過去一年幸福感的總體評價較高，但滿意度指標評分較低，這意味著，公眾“感性幸福”高于“理性幸福”，尤其在政府廉潔 、政策公平及執法公正等政府績效直接相關領域，滿意度評分趨于負面。

    在有些方面，比如個人感情，人際關系等不是政府所能做到的，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在政府廉潔 、政策公平及執法公正等政府績效直接相關領域提高民眾的滿意度，有效提升公眾幸福指數。

    如何盡快實現“共同幸福”

    記者：現在有不少城市，從總量和平均數據來看已經達到了小康水平，但一些低收入人群卻感受不到幸福，甚至有人稱，建立在平均數基礎上的幸福感靠不住。如何看待建立在平均數之上的幸福感？又該如何來提高平均數之下人群的幸福感？

    鄭方輝：我們在廣東所做的大量調查表明，幸福指數隨收入的增加而上升，但在30萬～50萬元家庭年收入段出現下滑“拐點”。這意味著，家庭年收入30萬～50萬元的人群最為幸福。但現實是，平均家庭收入卻只有3萬到5萬元，也就是說，預期和現實之間的差異大概是10倍，而在美國這個數字是差3倍。如果一味地采取發展經濟，使得3萬到5萬元這部分人群的收入達到30萬到50萬元才能最幸福，資源投入與公共服務顯然是不可能滿足的，那怎么辦呢？只能在兩個重要著力點上努力：一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比如提供良好的教育條件，減少市民的教育投入預期；二是重構信仰。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這個30萬元雖然是通過廣東省的調查得出來的，但全國的共性大于個性，像青島和深圳、廣州、珠海等城市可能會有區別，但性質上是一樣的。

    記者：那是不是意味著建設幸福城市要把重點放在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之上呢？

    鄭方輝：不完全是。人的需求是從物質到精神到信仰，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隨收入的增加，邊際幸福感會遞減，當達到一定的物質基礎后，民眾對物質之外的需求就多了 。高收入人群顯然不滿足于優教良醫 、頤養宜居等，更需要政府提供一種制度保證，尤其是安全保障，財產權利保障等。

    記者：要達到宜居幸福這個目標，在我國的現實情況下最大的難題在哪里？

    鄭方輝：華南理工大學連續五年公布了《廣東省地方政府整體績效評價報告》，研究顯示，經濟落后城市的幸福指數不一定比不上經濟發達城市，例如深圳GDP雖比山區的梅州強近十倍之多，但梅州的幸福指數并不比深圳低多少。市民的幸福感不完全在于經濟因素，社會和諧 、環境優美等因素會增加市民的幸福感。這在提醒政府，當收入到一定程度后，增加收入所得未必大于其失，對個人而言，增加收入可能會失去健康和陪伴家人的時間；對社會而言，經濟高速增長背后會付出環境污染的代價。一句話，增長是手段，幸福才是目的。

    專家簡介

    鄭方輝：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政府績效評價中心主任，廣東省人民政府《珠三角規劃綱要》專家庫成員。由其牽頭的研究項目《公眾幸福指數導向下的中國政府績效評價體系研究》被確立為201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該研究需時三年，研究結果將作為政府決策的參考。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編輯: 宋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