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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貴峰 北京市檢一分院公訴二處副處長李辰6月24日表示,根據一份貪官檔案數據,親屬共同受賄的比例已經達到了81%。現在行賄受賄的手段越來越隱蔽 ,據統計,有60%的賄賂以“紅包”、感謝費、過節費等名目出現。
從“親屬共同受賄的比例已經達到了81%”推導出“行賄受賄的手段越來越隱蔽”,當然并不算是一個錯誤的解讀——以貪官親屬為對象間接行賄,或讓家人親屬代替自己出面接受賄賂,腐敗賄賂的手段確實是“越來越隱蔽”。
不過,僅止于此,顯然還不足以全面完整解讀“親屬共同受賄比例81% ”所預示的更深刻的腐敗寓意。因為在筆者看來,“親屬共同受賄比例81%”的腐敗現實,一方面固然可以看做是“手段越來越隱蔽”的證據,而另一方面反過來說,事實上也未嘗不是腐敗本身“越來越肆無忌憚”、“不斷趨于泛濫”的一個象征。
眾所周知,作為一個有著深厚家庭道德倫理傳統、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國家,“家庭”一直都是中國人生活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核心環節,同時家庭生活及其所蘊含的道德倫理秩序,也一直被視為其他社會道德和規則秩序的起點。或許,正是基于對這種家庭重要性的重視,長期以來,在反腐工作中,我們也一直在強調家庭反腐的必要性、強調“家庭也是反腐的重要防線”,并出臺了許多家庭反腐措施,比如,“家庭紀委書記”、“忠于配偶”、“廉內助培訓班”等。
但現在,“親屬共同受賄比例81%”的腐敗事實,顯然告訴我們,“家庭”這個“反腐防線”實際上根本就沒起到什么作用、早已大面積失守。作為家庭成員的貪官親屬,面對行賄受賄,不僅沒怎么去防范規勸,反而成了深陷其中沆瀣一氣的同謀。這正如我們看到的,在腐敗賄賂案件中,不僅夫妻共同腐敗現象比比皆是,而且整個父母兒女乃至七大姑八大姨均參與其中的家庭、家族腐敗,同樣不勝枚舉。
貪官腐敗日趨沾親帶故、甚至動輒“全家總動員”的現實顯然表明,在這些貪官家庭中,腐敗已不再是一件需要隱諱、排斥的可恥之事,反倒是可以“堂而皇之”、“習以為常”、“引以為榮”了。這樣一種家庭心理暴露和折射出的社會心理變遷,無疑極其堪憂。這或許如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曾警示的:當腐敗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當腐敗成為一種無可厚非的價值,當腐敗成為一種人人欲誅之又人人欲得之的東西的時候,整個社會生活開始進入無所適從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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