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張貴峰　　

    近日，安徽淮南立法要求房產開發商繳納高層住宅首次電梯更新費，每部電梯收費25萬元，不交錢將不予發放房屋預售許可證。而根據國家物業條例及《住宅專項維修資金管理辦法》，包括電梯等在內的住宅公共設施的更新費用，應從房屋專項維修資金中提取。據悉，該收費法規系由房產局等主管部門起草，并且未規定該項資金如何管理使用。(11月5日《人民日報》)　　

    在明顯違反國家上位法規，且“未規定該項資金如何管理使用”的情況下 ，便強行立法征收所謂的“電梯更新費”，淮南市房產部門這一做法背后 ，“部門利益法制化”的特征無疑十分明顯。據業內人士估算，“每年淮南收取的電梯更新費保守估計可達1.5億元”，“一部新電梯的使用壽命至少10年。累計下來就將有幾十億資金源源不斷地進入房產部門的賬戶”。法制化之下的部門利益究竟有多大，由此可見一斑。

　　不再滿足于在一般執法活動中尋求部門自身利益，而是進一步上溯到立法的源頭，通過主導立法過程將部門利益制度化、披上“法制化”的外衣，以便實現部門利益的長期穩定化、最大化，這樣的行政生態和趨勢，應該說，我們早已并不陌生。

　　據去年《人民日報》的一篇報道透露，“目前我國80% 的地方法規草案由立法機關委托政府職能部門起草。由此引起的部門利益法制化現象屢屢顯現”——如某省的道路交通安全條例草案“洋洋灑灑一萬多字，其中大多是處罰內容，對相關政府部門的約束條款少得可憐”……

　　“部門利益法制化”的反面必然是公眾權益被剝奪的“合法化”，如電梯更新費“最終轉嫁到購房者身上”。

　　那么，拿什么遏制“部門利益法制化”呢？在筆者看來，辦法其實也很簡單，一方面，徹底改變目前“誰執法，誰起草”的模式，將立法權由行政部門真正收歸各級人大，讓人大來主導立法從起草、審議到批準的全過程，并利用聽證會等各種形式廣泛征求公眾意見。另一方面，改變目前抽象行政行為不可訴的行政訴訟局面，這樣，面對法制化的部門利益侵害，人們也可以提起訴訟、獲得事后的司法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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