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島記者　景毅　李志波　李兵　馬正拓

回顧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青島與深圳可謂各領風騷,但也在諸多領域存在較大差異和差距。

僅以經濟總量看,深圳在只有青島1/6面積的土地上,創造了兩倍于青島的GDP。數據之外,深圳的發展境界、發展質量、深化改革、創新發展、對外開放、營商環境等都值得青島深入學習、追趕。

承認差距是縮小差距的前提,看到不足是彌補不足的基礎。這些差距和不足正是青島未來發展的巨大空間。

“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直面差距,挑戰頂尖高手,青島已然亮劍。

■硬實力

新興產業缺失,難立高增長潮頭

對比兩座城市的差距,經濟總是首先考量的要素。

“在我國五個計劃單列市中,按經濟總量,深圳第一,青島第二。深圳在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創造了2.4萬億的GDP,面積只是青島的1/6,但產出整整是青島的兩倍。”在深圳舉行的青島市“招商引資、招才引智”推介會上,省委常委、市委書記王清憲直面這組堪稱“懸殊”的數字。

同40年前的深圳一樣,青島在百年前也是一個小漁村。在經歷了曲折的城市發展過程后,青島一度與上海、天津等工業城市并稱“上青天”,經濟體量也長期保持全國前列。然而,受種種因素影響,青島在隨后發展中逐漸被深圳等城市超越甚至拉開差距。

“經濟數據上的差距背后是產業結構上的差距。”青島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程國有教授從青島發展歷史的宏觀角度向記者分析了青島與深圳差距背后的原因。

程國有說,縱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發展史,其實就是一部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城市變革史。

時間坐標回調到改革開放初期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當時人民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吃飽、穿暖、用好,而這些需求所對應的產業就集中在食品、紡織、家電制造等輕工行業。彼時的青島憑借雄厚的基礎和銳意進取的改革精神,提出打造品牌之都的口號,海爾、海信、青島啤酒、雙星等一大批輕工業企業迅速成為了帶動青島高速發展的引擎,以輕工業為主的“五朵金花”也成為青島對外的一張靚麗名片。程國有說,那個時期的青島踩準了時代發展的脈搏,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迅速起飛。

然而由于新興產業缺失,新企業成長乏力,“五朵金花”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青島都難再有在全國乃至全世界叫得響的制造業新星。“盡管青島近年來也崛起了特銳德、明月海藻等新‘金花’,但由于知名度、體量和對城市發展帶動作用尚未完全釋放,直到現在,人們提起青島,首先想到的還是幾十年前那幾朵老‘金花’,這不得不說是青島產業的尷尬。”程國有說。

程國有曾對過去5年發展較快的制造業進行過梳理,他發現新型汽車制造、高端裝備制造、計算機與通信設備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生物醫藥制造、節能環保綠色制造等5大制造業發展速度最快,對經濟貢獻最大。

然而除了以高鐵為代表的裝備制造外,青島在這幾大制造業上的布局都比較欠缺。

再從具體行業來看,程國有研究發現,從2012年至今,金融業、房地產業、信息技術業、旅游休閑度假產業、大健康產業等幾大產業高速發展,而這些產業也多數在以深圳為代表的南方城市大放異彩,青島等北方城市鮮有所為。

反觀深圳,他們的產業構成相當簡單,但卻都是活力十足。二產制造業中,計算機與通信設備制造占比超過了60%；三產服務業中,互聯網信息服務的占最大頭。“再簡單點說,一個是華為為代表的硬件設施,一個是騰訊為代表的軟件設施,深圳抓住了這兩個行業,就等于立在了高增長的潮頭上。”

正是意識到了青島自身產業的差距,今年1月29日,剛剛履新青島的王清憲書記,用六個“堅定不移”展望2019年,其中重點就包括“青島要堅定不移做好‘雙招雙引’”。王清憲書記說,省委要求我們整合全球優質要素資源、引領“十強”產業集群發展,一個重要抓手就是“雙招雙引”。對青島這樣一個資源要素齊全、發展基礎良好、開放優勢獨特的沿海城市來講,“雙招雙引”是我們抓經濟工作的“第一戰場”,各級都要把“雙招雙引”作為“一把手工程”。

王清憲書記曾以威海招商惠普的案例,解讀產業鏈招商這一普遍性的、規律性的、趨勢性的招商模式。

作為世界500強、全球打印機行業領軍企業,惠普公司起初并不看好威海。

為引入惠普公司,威海專門設立“辦公自動化招商服務處”。招商團隊干的第一件事,是把惠普激光打印機拆了,仔細研究其核心組件。一萬多個零部件,按照這些零件生產的企業在哪些國家、哪個企業、哪個產品、哪個團隊比較好,全部研究清楚。招商團隊一邊與惠普談判,一邊瞄準惠普產業鏈供應商與核心零部件項目,短短半年時間,威海引進了香港億和、韓國大振等一套項目。

核心配套項目都來了,惠普落戶威海這一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此次在深圳舉行的青島市“招商引資、招才引智”推介會上,王清憲書記就創新性地提出由深圳的企業家一起,共同建設“深圳企業家青島高新產業園”,充分發揮深圳企業整合世界技術和人才資源的優勢,由深圳的企業給青島設計產業鏈條,帶動產業集群化發展。

“青島有1900多家信息領域企業,但是小而散、碎片化。青島正邀請華為來整合這些信息產業資源,看看有哪些企業、哪些產品、哪些技術能夠納入他們的采購鏈,按照華為的標準設計、生產,華為也向這些企業開放平臺和資源。青島還邀請華為站在全球高度,為青島設計信息產業產業鏈。”

而在管理方式上,更是創新性地采取“管委會+公司”的模式,園區內的事務,由公司來運營,管委會負責對園區服務。

同時,青島還在探索建立一種機制,就是對重點發展的產業行業,分別成立行業協會,邀請協會參加市委市政府有關經濟工作會議,給協會專門設置發文“戶頭”,讓協會及時看到有關政策文件,由此實現企業家的聲音能夠直達市委市政府決策層,真正弘揚企業家精神,尊重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

■軟環境

服務意識不足,更缺政策落實

營商環境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檢測儀和風向標,營商環境質量的高低,直接影響發展的質量和速度。哪兒的營商環境好,人才就往哪兒走、資金就往哪兒流、項目就在哪兒建。

“凡是深圳能做到的,青島都要做到!”3月27日下午,在深圳舉行的青島市“招商引資、招才引智”推介會上,王清憲書記的這一段講話的話音未落,現場就響起熱烈掌聲。王清憲書記所指,正是當下企業發展最關注的營商環境問題,王書記的話說到了企業家的心坎上。

深圳無疑是全國營商環境最好的城市之一。“不需要政府的時候,感覺不到政府的存在；需要政府的時候,政府就在身邊。”說起深圳的營商環境,這句話總是被頻頻提及。得益于良好的營商環境,深圳市場活力充分迸發。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深圳全市累計登記商事主體已近320萬戶,繼續穩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

在深圳光明區光僑路與科裕路交會處東側的施工現場,深圳市規模最大的公共住房項目正緊鑼密鼓建設。

“如果按照傳統的報建審批流程和進度,現在我們可能還在打樁。”承建這一項目的中建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長圳項目部執行總經理廖欠明介紹,得益于深圳工程建設項目審批“深圳90”改革,該項目14件報建業務在2個月內獲得審批,得以在2018年底全面開工,9672套公共住房有望提前交付。

去年7月山東黨政代表團赴廣東學習考察時,《大眾日報》曾報道了這樣一個故事——深圳市天成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孫明高2001年來深圳打拼,公司現有員工1800多人,年產值幾十億,卻只有1人負責工商證照,1人負責稅務事項,除此之外沒有人專職與政府打交道。身為公司一把手,孫明高18年來未見過工商稅務管理人員。

“該是市場的就完全交給市場去做,少干擾企業,讓企業專心在市場里搏擊。”孫明高記得,公司工作人員只去過政府服務窗口辦理過兩次業務。

“少干擾”并不是疏于監管,深圳更加注重智能化管理,通過購買第三方檢測服務對企業進行定期檢測,一旦企業發生違規行為,監管部門可以隨時處理。

在寬松便捷的營商環境下,深圳的民營經濟呈井噴式發展,不僅擁有華為、騰訊、比亞迪等產業巨頭,也涌現出大疆、華大基因等細分行業的領跑者。

民營經濟越發達,城市發展越有活力。而這恰恰是青島的一大短板。

據數據顯示,2017年,青島市民營經濟實現增加值為4885.5億元,占GDP比重為44.3%,2016年民營經濟增加值為4470億元,占GDP比重為44.7%,2013年,青島民營經濟增加值為4283億元,占全市GDP比重為53.5%。

絕對值雖有增加,但貢獻度卻是“每況愈下”。

不用對比民營經濟第一的深圳,同期山東省的數據也明顯優于青島。2017年,山東省民營經濟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為50.8%。作為山東省經濟龍頭的青島市,民營經濟的現狀的確很難令人滿意。

論數量,青島民營企業并不落后。但論質量,青島民營企業卻著實堪憂。

據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18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青島僅有青建、新希望六和、利群、新華錦、世紀瑞豐5家企業上榜,不僅與同為副省級城市的杭州(36家)、深圳(22家)、寧波(17家)有明顯差距,也被省內經濟總量遠不如青島的東營(12家)、淄博(8家)、濱州(7家)、濰坊(7家)和臨沂(7家)等城市甩在身后。

隨著改革開放、城市競爭進入下半場,體量大已算不上優勢。從一定程度看,龐大的體量甚至還會拖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后腿。

民營經濟的發展受地域、人文、傳統等多種因素影響,但首要因素還是在于營商環境。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對民營企業而言,是其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對于企業家而言,是收獲歸屬感和獲得感的重要源泉。

對于地處齊魯大地的青島而言,深受孔孟之道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城市的文化積淀,但由此帶來的思想相對保守和“官本位”又抑制了城市的發展速度。

其實不僅是深圳,在我們的近鄰江蘇省的江陰市也有這樣一句俗語:“當企業陽光燦爛、發展順風順水時,政府要做好服務保障,當好‘店小二’；當企業遇到陰雨天、經營遇到困難時,政府要提供全天候幫助,當好‘急郎中’。”

在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金花看來,與先進城市的“保姆式”服務意識相比,青島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在與市委黨校專家座談中,多位專家均有一個共識:青島并不缺少政策,缺少的是政策的執行和落實。

在今年春節假期后上班第一天召開的山東省“擔當作為、狠抓落實”工作動員大會上,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就指出,好作風是管出來的,更是帶出來的,要“正確用人”激活動力,選人用人要堅持新時代好干部標準,突出實踐、實干、實績導向,要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善不善干事、能不能成事作為識別和使用干部的重要標準。

評估政策是否達到預期效果,還在于能否實現“戰略落地”和“政策到位”。深圳的經驗是政府制定量化考核標準、加強督查并改進考核方式,同時引入第三方評價機制便于客觀準確地反映工作績效、服務質量和效率,在政策落實上下功夫。

青島發起的高效青島建設攻勢,正是圍繞營商環境展開。營造人人都是發展環境的社會氛圍,全面優化發展環境。打好優化營商環境、審批提速增效、推進依法行政、建設誠信政府四大戰役,提高政務服務效率和水平。徹底清理因政府違約導致的各種糾紛,推動社會各界都講法治、守規則,讓社會運行更有效率、充滿活力,形成和諧有序的環境和氛圍。

■創新驅動

創新發展不夠,呼喚科技引領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山東重要講話強調,要推動創新驅動發展。

市委黨校程國有教授和張彬老師曾圍繞創新驅動對比過青島與深圳的差距,在創新定位、創新投入、創新能力等方面,用數據說話,全方位分析了青島與深圳在創新方面的差距,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

研究發現,盡管深圳常住人口是青島的1.35倍,但深圳在創新發展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總額、高新技術產業產值、科技研發投入經費、科技發明專利數量等方面都是青島的3～5倍甚至更多,明顯超過青島。

數據是枯燥的卻能最真切地反映差距。

高新技術企業數量,深圳是青島的5倍。高新技術企業是創新的主要載體,截至2017年,深圳擁有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10988家,而青島擁有的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總數為2039家。

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總額,深圳是青島的15倍。2017年青島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總額499.7億元,同期,深圳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總額為7713.18億元。

高新技術產業產值,深圳是青島的3倍。2017年,青島市實現高新技術產業產值7531.37億元,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42.51%。2017年,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全行業產值超2萬億元,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30702.7億元的65%。

科技研發投入經費,深圳是青島的3倍。截至2016年,青島市研發經費(R&D)投入為286.37億元,占GDP的比重為2.86%。同期深圳市研發經費(R&D)投入為842.97億元,占GDP比重為4.1%。其中,企業資金投入為795.26億元,占研發經費投入的比重為94.34%。

研究表示,深圳創新發展遠遠強于青島,深圳在創新理念、創新主體、創新生態、創新投資、創新產業、創新政策、創新氛圍等方面有許多有益的經驗,其核心經驗體現在創新主體是企業,資本推手是創新投資基金,創新領域集中在少數高端產業。

青島過去對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機構的引進和培育高度重視,集中了海洋領域最多的高校科研院所、重點實驗室以及科研人才,但是,絕大多數海洋科研成果要么是基礎科學研究,要么很難轉化成產品和產業。可以說青島在海洋領域得天獨厚的資源稟賦與其應有的貢獻還不匹配。

青島以“海洋科技名城”著稱,但海洋科研成果難以轉化為產業、難以培育出市場,是這座城市的一個隱痛:中國工程院院士管華詩在七年前研制成功了一款海洋生物新藥,但由于研發周期長、投入大,青島本地缺乏大型藥企對研發和臨床試驗承接,最后轉給上海的一家公司,從而錯失了在青島產業化的良機。

王清憲書記談及這個事例時坦言,青島在海洋上真要有危機意識。“我從談話中也真切地感受到,廣大干部群眾對加快青島發展的那一份強烈的期盼。自豪的青島人也有著強烈的怕被別人落下的危機感,甚至可以說,內心深處充滿深深的焦慮。”

為此,青島發起了科技引領城建設攻勢。大力發展創業投資,用資本力量推動人才聚集、科技研發。推動經濟功能區建立“管委會+公司”模式,以行業龍頭企業為平臺整合產業鏈,形成產業鏈、資本鏈、技術鏈、人才鏈“四鏈合一”。充分發揮青島藍谷、國際院士港和高校、科研院所等創新平臺作用,加快聚集創新要素、創新資源。

“我認為,一個城市,經濟體量再大,制造業規模再大,沒有科技引領能力,也成不了一流城市。”王清憲書記說,青島集聚了創業風險投資,高端人才就會跟著來,有了人才和資本的互動,加之宜居的環境、雄厚的產業基礎、強大的轉化能力以及眾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平臺,青島科技創新引領的能力自然就會提升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