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1日，驚聞我們的老社長劉篤義先生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我既惆悵又悲傷。他是青島出版社的奠基者，同時也是我的領導、前輩、朋友和出版事業的引路人。盡管此前我已獲悉他與病魔抗爭，曾陷入病危，但依舊無法止住痛心的淚水。于公于私，我都有必要將我所了解的點滴事跡記錄下來，表達我的深切懷念之情。

我與劉篤義先生相識于1984年，迄今已達41個春秋，經歷了相識、相交、相知的過程。劉老是山東濰坊人，曾任《大眾日報》駐青島記者站站長，《大眾日報》社黨委常委、經濟部主任記者。1984年7月，青島市出版辦公室正式改為山東人民出版社青島分社（后改為山東省出版總社青島分社），他被調任為青島分社社長、青島市新聞出版局局長、黨委書記。

篳路藍縷，創業維艱

分社草創，一窮二白，既沒有辦公場所，也沒有經費，可謂是從荊棘中拓荒。劉社長曾戲言：“養頭驢還得給個驢槽呢，出版社總得有個辦公的地方吧。”他幾番奔走，從山東少兒出版社和青島市財政局各申請了15000元作為啟動經費，又向新華書店借了四間房子作為辦公室。就這樣，青島出版事業的幼苗發芽了。

青島出版辦公室原有兩個刊物，一個是《紅蕾》，另一個是《小葵花》，但一直陷于虧損。分社成立后，每個人都身兼數職，既是編輯，又是發行，不但要搞好日常的案頭編輯工作，還要收發貨和催款。在劉社長的領導下，分社風生水起，兩個刊物后來也實現了扭虧為盈。

1984年夏天，山東省小學語文研究會的教研員們在青島召開研究會。劉社長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教學大綱里有個“看圖說話”的欄目，但沒有教材，與會者們希望《小葵花》和《紅蕾》的編輯們能協同來做這件事，編輯出版一部對應性的書籍。劉社長認為這是實現分社突破的絕佳機會，當即接受挑戰。

《看圖說話·看圖作文》書稿編成后，由于青島分社自己沒有書號，我們與山東教育出版社合作，才使書籍擁有了“正式身份”。書號的難題解決了，又面臨著印刷紙張的供應問題。當時還處于計劃經濟時代，紙張等印刷物資由國家計劃配給。為了能盡快把書印出來，劉社長四處交涉，東奔西走，甚至摔傷了腿，最終采購齊了全部印刷用紙，保障了書籍的順利出版。

圖書出版后，劉社長首選煙臺為試點發行城市，并借著當時小學語文研究會的機會，請老師們來征訂，第一學期的征訂量達到了30萬份。征訂的成功，給全社上下帶來了巨大的信心。在后來的發行中，巔峰時期曾擁有過700萬份的輝煌成就。劉社長曾深情的說：“我們徐州路的辦公大樓是用學生學習的卡片蓋起來的。”

1986年9月，青島出版分社新辦公樓在徐州路77號奠基，破土動工。1986年10月，青島市在國家計劃中實行單列后，中共青島市委、市政府報請山東省出版總社和國家出版局批準，成立青島出版社。1987年1月12日得到批復，正式成立了由中共青島市委主管、青島市人民政府主辦的青島出版社，社號512，出版前綴5436。從此，青島市終于擁有了一家在文化上大有作為的國有專業出版機構。

1988年國際圖書博覽會期間，劉篤義社長（坐席左一）與時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長伍杰（坐席左二）。

艱苦奮斗，躬行踐履

在青島出版社的創業期，不分領導和普通工作人員，體力活人人有份，在很多老同事的記憶里，依舊保留著劉社長扛著大包、花白的頭發在風中飄揚的畫面。為了節約經費，八九十年代青島出版社《紅蕾》《小葵花》兩份刊物每月的郵發打包，一年兩季的教輔圖書分發裝車，都由社內工作人員親自動手。劉社長不因自己是領導就袖手，而是率先參與體力勞動，盡管年屆六旬，但對扛包和裝車從不回避。

當時社長出差的待遇和普通工作人員并無二致，為了節省經費，他和發行人員一樣攜帶著青島的咸菜、火燒，星夜兼程于不同城市。他的工作風格，成為了青島出版社的底色、青島社出版人的集體素養，并被傳承下來。后來，進一步總結為青島出版社發展的五種精神：改革開放精神、開拓創新精神、頑強拼搏精神、團結戰斗精神和艱苦創業精神，這可以說是青島出版社不斷進取的原動力。

1989年，中國出版貿易促進會在深圳首次召開國際出版貿易洽談會，劉社長秉承一如既往的“摳門”精神，我倆背著咸菜、火燒和參展的樣書乘火車去深圳參會。我們提早兩天到，一次也沒舍得去飯店吃飯，始終靠自己帶的干糧果腹。會議期間，我初次接觸了臺灣出版界的同行。當時大家的思想比較保守，還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充滿顧慮，有的人甚至認為與臺灣出版人接觸是違規行為。但劉社長給予了我極大的寬容，他對我講：“改革開放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只要是為了出版事業的健康發展，你不要怕，該做的就去做！”

會議結束后，為了節省經費，我們沒有乘坐飛機，而是選擇坐二十多個小時的火車返程，這樣不但能節省開支，還能到沿途城市書店進行調研。

火車抵達武漢，我們下車分頭行動，劉社長去拜訪武漢出版社的社長，我則去跑書店、了解民營書店的情況。我問劉社長：“您要不要去看看民營書店的情況？”

他說：“我當然要去。你不要介紹我是社長，就說我是老編輯。以你為主談業務，我在旁邊做調研。”

當時的青島出版社剛成立，本版書還不多。我當時帶了一本《幼兒學拼音》、一本日本譯著《漂零舞女》，還有一本宣傳奧運會的《更高 更快 更強》。我和書店經理溝通期間，劉社長始終以我為主角，放開讓我來談，對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經過這次推銷，每種書的訂貨都達到了5000 冊以上。在充滿競爭的時代，一個人不可能靠單打獨斗來完成一項事業。領導能夠給予巨大信任，讓我們盡情施展手腳，這是多么難能可貴！

青島出版社成立大會在新華書店門市部舉行，主席臺左一為劉篤義。

重視人才，選賢任能

青島出版社正式成立后，時任國家出版局局長的邊春光同志曾和劉社長有過這樣一番談話。他說：“青島出版社的發展不是多找幾個編輯的問題，出版系統懂文字、會看稿的人容易找，懂經營會發行的人才是關鍵，出版社要培養一批合適的經理人。當務之急，是有人能把出版的圖書宣傳、推廣、銷售做好，讓更多的青島版圖書進入讀者視野才是最主要的。”

劉社長深以為然。

《老一輩出版人口述實錄》中，劉社長曾說：“我比較重視人才，喜歡有本事的人，很愿意吸收這樣的人才到我們出版社。我們是綜合性出版社，需要多方面的人才，那個時候招收人才不容易，招大學生，也并非易事，有時要‘求爹爹告奶奶’。”

很幸運，我被他選中挑大梁，擔任第一任發行處處長，兼任青島市新聞出版局發行廣告處處長。

我至今還記得他和我的談話：“寶安，你是社里最年輕的處級干部，有過書店工作經驗，懂得出版，也懂得經營，我希望你把這個大梁挑起來，我也相信你能干好，不辜負黨委對你的信任。”

劉社長在生活上對我也很關心。有次我出差回來后感冒，高燒不退，他竟帶著社領導和人事干部一起上門探望，令我格外驚訝，也備感溫暖。有時即使批評我，言語也是和藹的，如同父輩關懷晚輩一樣。

明確方向，蓬勃發展

青島出版社成立之初，我們對如何貫徹出版政策不熟悉，對如何制定選題、實現雙效、團結作者都摸不到門路。劉社長親自登門，誠心誠意邀請中宣部出版局老局長許力以為青島出版社顧問。許老局長真正顧而實問，讓我們備受鞭策。青島出版社是許老在中宣部出版局局長任上批復的最后一個出版社，也是中宣部出版局批準的最后一家出版社。后來建立的出版單位都是由國家新聞出版署批準的。也許正是這個緣故，他像慈父對待孩子一般，對青島出版社尤為關注。

許老局長多次強調，做出版工作，一要有理論功力，二要有文字功力，三要有語言功力。只有把這“三力”發揮到極致，才能報效我們的國家。2010年9月，我在貿促會的頒獎會期間再次見到了許老局長。他給我們分析了當前的出版形勢，又強調了如何把握出版方向和如何“走出去”的問題。我們向他匯報了工作情況：青島出版社新一屆黨委用9年的時間帶領廣大員工，從不到6000萬元經濟規模起步，發展到今天主業規模近4億元，成為資產和銷售收入雙雙突破16億元的企業集團；把功能單一的青島出版社帶到了今天跨媒體、產業多元化的青島出版集團；把一個普通的中小出版社帶到了今天的全國百佳、一級出版單位、全國城市出版行業的龍頭老大。許老局長聽聞后，感慨萬千地說：“我對你們的發展出了點微力，真是感到力得其所啊。”

這點“微力”重可千鈞。許老局長對我們應把握的出版方針、辦社基本原則、雙效關系和出版規律做了指導，還不時提出新想法，讓我們茅塞頓開。后來針對許老局長提出的建設性意見，社黨委幾次上會認真討論，出臺了青島出版社的第一份發展規劃文件，進一步確立了辦社方針和應恪守的原則。

第一批圖書往往決定著出版社的發展走向。然而成立之初的青島社，既無原創選題目標，也無作者團隊。許老局長建議我們，在做好當地文化教育類圖書出版的基礎上，可以先編纂一些能在國內出版界造成一定影響的書。他親自為我們策劃了《當代著名書法家作品精選》，并自薦擔任主編。書法教育是我們的傳統教育之一，作為最具有中國傳統特點的藝術，它的審美教育價值非比尋常。入選《當代著名書法家作品精選》的書法家名單是由許老局長引薦的著名書法家、書法評論家劉正成先生擬出的。時任發行處長的我，陪同許力以局長、劉篤義社長和肖作賢主任到廣州等地約稿，全面參與了這本書的組稿、接洽等事宜。通過我們的努力，《當代著名書法家作品精選》征集到了許德珩、林散之、陶博吾、沙孟海、啟功、黃苗子、馮其庸、沈鵬、歐陽中石等66位著名書法家的精選作品，還有臺靜農、陳明貴等港臺地區書法家的作品。

1988年4月28日，我隨劉篤義社長參加了在北京全國政協文化餐廳舉辦的《當代著名書法家作品精選》專家組稿座談會，并就青島出版社向海外發行的相關問題展開了探討。1989年9月13日，《當代著名書法家作品精選》新書發布會在人民大會堂云南廳召開，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習仲勛、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王強華、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啟功、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邊春光及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在京的書法名家出席了會議。本來習老是不打算講話的，但與會者的發言引起了他的共鳴，有感而發，講了四十分鐘，對這本書的出版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當晚，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播出座談會消息。《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光明日報》《華聲報》相繼對該書的出版發行進行了報道，使得青島出版社在社會上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當代著名書法家作品精選》的成功，促成了《當代著名中國畫家作品選》和《當代中日著名女書家作品精選》兩部作品的出版，前者收錄了嶺南畫派代表畫家關山月、賴少奇先生等人的作品，是當代中國美術的一次集中展現；后者集中了中日兩國女性書法家作品的集子，對中日民間的藝術交流有重大的意義。三部作品集立意高遠，影響廣泛，讓青島出版社獲得了業界的認可，同時豐富了青島出版社的珍貴字畫收藏。此后青島出版社與崔子范先生的合作、與俄羅斯油畫界的合作，包括成立青島出版藝術館，都得益于這三部書。

遠見卓識，基業長青

劉篤義社長在《老一輩出版人口述實錄》中說：“1991年，我就感覺到沒有激勵機制不行，有的人干得很多，拿得不多，這樣積極性調動不起來。”最早一稿的“目標責任制”就是由劉篤義社長于1992年前后起草的，與鄧小平南方談話時間相近。應當說這種制度在青島出版社成形、使用，本身就是改革開放的大勢使然。這個“目標責任制”后來由翁文慶副社長主持進行了修訂，翁社長退休后，由我擔任“目標考核”辦公室主任，堅持弘揚“用制度和機制讓每個人像干自己的活一樣，當好主人，多勞多得”，發揮個人的能動性，從而為青島出版社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石。盡管限于當時改革深化的程度等因素，實際執行中存在人為平衡調整的行為，但在20世紀90年代青島出版社的發展中還是起到了調動全員積極性、引導整個企業向著市場化運轉所需要的管理制度靠攏的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解放思想的過程，沒有思想大解放，就不會有改革大突破。建社之初，大家在看待改革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時總是趨于保守和僵化，受條條框框限制掣肘，很難找準突破的方向和著力點，很難拿出創造性的改革舉措。1992年，我與劉社長赴美參加由中國出版外貿公司組織的國際書展和學習考察活動，第一站是舊金山，劉社長是團長。那是青島出版社第一次派員出國考察，也是我第一次出國，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多民族、多人種價值觀和世界觀的碰撞與融合。客觀地說，了解多元文化，才能有更寬廣的視野。當時劉社長拍攝了很多照片，回國后我們在出版社內部專門辦了一個赴美考察的圖片展，豐富了全社編發人員的思維和視野，使我們同志的精神從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蒙蔽中間解放出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全社同志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實現思想觀念的更新、思維方式的變革、精神狀況的改造。

如今的青島出版集團是自2009年3月由青島出版社整體轉企改制組建為市屬國有獨資文化企業，一路砥礪前行，現已成長為行業中的佼佼者。旗下青島城市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青島首頁傳媒有限責任公司等60余家控股公司，構建起涵蓋出版、發行、媒體、投資等多元領域的協同發展格局。2023年，青島出版集團交出了一份令人矚目的成績單：營業收入28億元、凈利潤2.99億元，資產總額57.24億元，上市公司“城市傳媒”獲全國文化企業30強提名，“五個一工程”獎《靠山》得到山東省委、省政府通報表揚，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豐收，宛如大廈巍然屹立，彰顯出其強大的生命力與價值。

獻身出版，堅持信仰

劉社長始終堅守“以文化人、以文樹人、以文育人”的社會責任，把“社風正派，書品高潔”“傳承文化，傳播知識，傳遞幸福”“向時代呈送一流的閱讀產品”作為基本的理念，正是有了劉社長這位第一掌舵人，青島出版社順利從生產型轉變為生產經營型，為后來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劉篤義社長始終堅定不移堅持對黨的信仰，并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黨和人民的出版事業。劉社長退休后身體欠佳，日常行走艱難，然而但凡退休干部黨員活動、黨課學習以及黨費繳納等事務，他必定親力親為，從未有過懈怠，直至身體狀況極度惡化，失去自理能力。在生命的最后幾周，身體多處于昏迷狀態，即便清醒，也被病痛折磨，痛苦呻吟。但在那些艱難時刻，唯有兩件事能讓他展露笑顏：一是重孫子和外孫的探望；二是翻閱《老一輩出版人口述實錄》，即使后來無法自主閱讀，也會示意我們幫忙翻頁。

作者委托今青島城市傳媒副總經理韓麗楠（右一）探望劉篤義老社長（左一）并贈《老一輩出版人口述實錄》。

劉社長臨終前，心心念念的最后心愿，便是在他的遺體上覆蓋一面黨旗，讓這份榮耀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這也是他對自己黨員身份的堅守與眷戀。現在，他雖離我們而去，但他那種勤勤懇懇、忘我的奉獻精神，那種艱苦樸實、勤儉節省的優良作風，那種對黨始終堅定不移的信仰，仍值得我們永遠學習。

光風霽月，蕩漾英游；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愿我們的老社長一路走好。

（作者系中國出版協會常務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