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人口”和“生育”的話題正得到越來越多的討論。

10月28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從四個方面提出13項任務安排，對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有效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實現適度生育水平和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做出部署。

育齡群體的婚育觀念有什么新變化？他們最關心的婚育問題是什么？部分地區已經實施的促進生育政策奏效嗎？近期，多地相繼公布了新一輪生育意愿調查報告，從中可探尋這些問題的部分答案。

我國生育成本居世界第二，新政策全覆蓋

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趨勢性特征。持續低迷的低生育態勢，影響著中國社會總體可持續發展。根據育媧人口研究報告，2020年中國家庭養育一個孩子到18歲的平均成本為48.5萬元，平均生育成本相對于人均GDP的倍數，僅次于韓國，居世界第二。

官方數據顯示，2023年年末全國人口140967萬人，比上年年末減少208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48‰，連續兩年負增長。

而我國總和生育率也在快速下降。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2020年的水平為1.30，據聯合國2024年最新的估算，2022年為1.03，2023年為1.0。但學界普遍認為，育齡人群的生育意愿依然有提升空間，因此，生育政策的系統支持尤為重要。

石智雷長期致力于人口問題研究，他表示，近年來，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生育數量持續快速地下降，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若干措施》體現了國家對當前人口發展新常態的認識與適應。

他認為，《若干措施》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同時，重點強調了激勵機制的建設，提出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這是該文件一個有代表性的亮點。“生育支持除了聚焦產假、補貼等內容，還延伸到養育、教育、醫療、住房等，目標就是有效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

此外，他還認為，《若干措施》的另一個亮點，是在政策文件層面，首次正式提出“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若干措施》的目標很明確，正式提出了如何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

在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看來，《若干措施》更加強調了生育保險、稅收、醫保等政策工具的使用。

宋健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通過研究此前已進入低生育率國家的經驗發現，一般生育支持主要包括四類政策工具，即經濟支持、服務支持、時間支持和文化支持，其中經濟支持是最基礎的工具。

她進一步表示，經濟支持工具有多種，相比現金補貼類的政策工具，保險、稅收等其他政策類工具更值得關注。比如《若干措施》中提出的指導有條件的地方將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納入生育保險，落實好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政策，及時將符合條件的兒童用藥按程序納入醫保報銷范圍等措施，更加有助于在制度上為家庭提供經濟支持，也能覆蓋更廣泛的人群。

值得關注的是，《若干措施》首次提出“建立生育補貼制度”，并明確要制定生育補貼制度實施方案和管理規范，指導地方做好政策銜接，積極穩妥抓好落實。據了解，目前全國有23個省份在不同層級探索實施生育補貼制度。

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長楊金瑞在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表示：“具體的實施方案還在制定當中。”

對此，石智雷表示，生育補貼、育兒補貼是各國生育支持政策中最重要的一個制度安排，也是鼓勵生育最重要的一個手段，但需要財政大量投入。近年來，我國很多地方已出臺生育補貼政策，但國家層面還沒有建立明確的生育補貼制度，有待主管部門研究出臺。

破解“想生不敢生”難題，濟南、西安等地試水

當前，人們的生育觀念已總體轉向少生優生，經濟負擔、子女照料、女性對職業發展的擔憂等，成為制約生育的主要因素。

因此，以系統觀念謀劃人口和生育工作至關重要。而《若干措施》正是通過一攬子生育支持政策，來有效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提升生育意愿。

記者注意到，此次《若干措施》的很多舉措針對性強，直指群眾“不想生、不敢生”的痛點。比如在住房方面，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加大對多子女家庭購房的支持力度，可適當提高住房公積金貸款額度；在女職工權益保障方面，提出督促用人單位依法依規落實對女職工特別是孕產期、哺乳期女職工的特殊勞動保護，鼓勵用人單位結合實際采取彈性上下班、居家辦公等方式，營造家庭友好型工作環境等；在托育服務供給方面，提出著力增加公建托位供給，大力發展社區嵌入式托育等。

“嵌入式托育”并不是新名詞，今年《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就提及“支持用人單位辦托、社區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點等多種模式發展”。

所謂嵌入式托育，是指通過在社區（小區）的公共空間嵌入功能性設施，提供家門口的托育服務，形式包括為嬰幼兒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計時托、臨時托等多種形式的照護服務。嵌入式托育堅持公益性與市場化相結合，注重發揮市場主體作用，以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市場協同的模式運行。

有關數據顯示，我國托育機構的托位數和托育需求之間還有一定缺口。截至2023年年底，我國提供托育服務的機構已近10萬個，托位數約480萬個。按照“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4.5個的要求計算，2025年全國托位數要達到約600萬個。

不僅如此，國家衛健委的數據顯示，當前受托育價格、托育質量等因素影響，“家庭送托難”與“機構收托不足”并存，2023年全國托位實際使用率僅為46.7%。

因此，多渠道增加優質、普惠、便捷的托育服務供給迫在眉睫。

記者梳理發現，濟南、西安等全國多個城市以打造城市社區嵌入式服務設施建設國家試點城市為契機，大力開展社區嵌入式托育建設項目。

10月30日，濟南市衛健委人口家庭與婦幼健康處相關人士向《中國經營報》記者表示，目前濟南市已開展首批社區嵌入式托育建設項目32個，推動優質托育服務深度融入社區，通過“幼有優育”破解家庭帶娃難問題。

“我們首批開展建設的社區嵌入式托育機構，一般采取的是‘公建民營’的模式，社區委托專業機構運營，由于服務價格普惠，照護專業，很受居民認可，目前入托率很高，一些機構的托位還需要排隊。”該人士說，市衛健委會鼓勵社區優先選擇省、市級示范托育機構作為合作機構，以保證服務質量。

該人士還向記者介紹：“對托育機構來說，房租和人員工資占到整個運營成本的約70%，而我們鼓勵建設的嵌入式托育機構的場地，是由街道（鎮）、社區盤活現有資源免費向運營機構提供，比如閑置或者低效的辦公用房或活動室，這樣就可以大幅降低運營成本，因此托育價格相比一般的民辦托育機構更為普惠。”

同時，濟南市衛健委計劃利用中央財政資金對符合條件的前100所社區免費提供場地、執行普惠價格的嵌入式托育機構給予一次性獎補，再加上濟南市近年來出臺多項優惠政策，對符合條件的機構給予一次性5萬元運營補助、每孩每月400元的收托補助，有效降低了托育機構運營成本和服務價格。

據了解，圍繞讓更多家庭實現“有得托、托得起、托得好”，截至目前，濟南市共建成托育機構600余家，每千人口托位數達4.59個，幼有所育不斷向幼有優育轉變。

像濟南一樣，越來越多的城市正在積極建設生育友好型城市。從各地實踐情況看，記者注意到，社區嵌入式托育主要包括兩種運營模式：一是利用社區資源建立托育機構，向社區及附近居民提供托育服務；二是社區與專業托育機構合作，或直接采購成熟的托育服務。與此同時，各地也在積極探索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未來，社區嵌入式托育服務的內容也將不斷拓展。比如北京市就提出，除了提供全日托、半日托等形式的托育服務外，有條件的可拓展提供科學育兒、入戶指導、養育照護小組等延伸性服務。

倡導積極的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

生育意愿的提升，不僅與實打實的經濟、服務政策息息相關，文化支持也至關重要。

《若干措施》提出，營造生育友好社會氛圍，積極構建新型婚育文化，倡導尊重生育的社會價值，提倡適齡婚育、優生優育，鼓勵夫妻共擔育兒責任；大力倡導積極的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加強家庭家教家風建設；破除婚嫁大操大辦、高額彩禮等陳規陋習，培育積極向上的婚俗文化；加強社會宣傳倡導，充分利用各類媒體渠道，加強人口和生育政策宣傳解讀，積極回應社會關切等。

“生育觀念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石智雷向記者表示，影響生育行為的兩個核心因素，一個是想不想生，另一個是有沒有能力生，而前者受生育觀念的影響很大。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年輕人的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的變遷也是很快的。

他進一步稱，現在很多年輕人晚結婚甚至不愿意結婚，尤其是90后、00后以及高學歷人群，不結婚也就不會生育，而已婚的也會因為各種原因不愿意生育。對生育來說，家庭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而家庭中不僅有夫妻關系，還有父母關系、親子關系。現在很多年輕人不愿意和父母一同生活，家庭小型化趨勢愈加明顯。文明的發展，其實是對弱者的關照和關愛，這種不愿意與老人同住的觀念，實際上也會影響人們不愿意照顧小孩。

“因此，不能就生育談生育，而是要把生育納入到社會經濟制度安排中去系統考量。”石智雷說。

在石智雷看來，提升生育意愿，就要營造全社會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圍。一方面要從制度層面，明確正確的導向，開宗明義、大張旗鼓地宣傳生育支持，宣傳人口發展事關國計民生；另一方面，要加強社會氛圍的營造，引導并動員市場、社會力量一起加入到托育、養老等事業中來，構建一個友好的、多方參與的社會環境。此外，還要加強媒體對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進行積極的輿論引導，避免因片面和負面觀點的頻繁傳播，給公眾帶來“刻板印象”。

記者注意到，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今年也曾發文呼吁，要加強育兒幸福感的宣傳。她指出，電視、網絡上關于“生育太痛”“養育太累”“教育太卷”“生育影響女孩身材”“少女感更美”等觀點的傳播、渲染以及網民評論中關于婚育負面情緒的宣泄，對年輕人的“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帶來了不良影響，進一步加劇了“恐婚”“恐育”的心理。

而事實上是，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和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聯合開展的2022年中國婚育狀況統計調查顯示，盡管育兒過程艱辛，但是也會帶來較強的幸福感。在受訪群眾中，有88%表示在懷孕期間感到幸福；有87.7%表示在子女養育過程中感受到幸福；有82.6%表示在子女教育過程中有幸福感。

調查還顯示，很多辛苦養育兩個孩子的父母表示并不后悔生育兩孩的決定，兩個孩子相處更利于孩子的社會性成長，同時父母在養育孩子過程中，也得到了很大的情感慰藉和情緒價值。

多地發布新一輪生育意愿調查報告<<

寧波調研：57%受訪者希望在26歲到30歲之間結婚

例如，微信公眾號“寧波女性”11月1日刊文介紹，為更好服務寧波地區的育齡群體，今年9月，在寧波市婦女聯合會指導下，寧波市婦女活動中心發起2024年寧波市育齡群體婚育觀念調研活動，關注他們面臨的現實困難和需求，以期提供“寧波婚育樣本”。

據《寧波晚報》相關報道，調研中，對“理想結婚年齡”的問題，57%受訪者希望在26歲到30歲之間結婚，然而，實際上，在這一理想年齡范圍內步入婚姻殿堂的人數與期望值存在較大差距。另外，32%的人傾向在31歲到35歲結婚，明確選擇一個相對較晚的結婚時間。

進一步分析發現，在這些希望30歲以后結婚的人群中，69%的人認為“晚婚”的主要原因是結婚對象難找。此外大約30%的人認為，價值觀的變化、個人的發展、心理準備不足、經濟壓力等因素也是推遲他們結婚的重要原因。這些因素可能包括職業規劃、教育進修、個人興趣愛好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等，這些都可能影響一個人在何時選擇結婚的決定。

育齡人群對婚姻的看法呈現兩極分化趨勢。有超六成的受訪者認為婚姻不是人生必選項，也有超三成的人堅定地認為婚姻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還有3%的受訪者則明確表示拒絕進入婚姻。結婚的目的趨向多樣化，超六成的受訪者認為結婚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組建家庭，更是為了獲得精神慰藉和支持。他們希望通過婚姻找到一個能相互依靠、分享生活的人，以此應對各種挑戰和壓力。

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結婚是為了鞏固和加深彼此之間的愛情，或者實現經濟互助，共同承擔生活開支，提高生活質量。生育后代和社會認可在結婚目的中的排名相對較低。社會認可和外界的看法逐漸失去了其在婚姻決策中的重要性。

據《寧波晚報》報道，調研發現，大多數受訪者對生育持開放態度。6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可以接受生育，但根據實際情況選擇性生育。28%的受訪者堅定認為生育是必須的。不生育的受訪者占10%。這表明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中，選擇不生育的人群相對較少。

在必須生育和可以生育的樣本中，38%受訪者計劃只生育一個孩子，22%受訪者愿意生二孩，選擇三孩和多多益善的人占3%，此外，還有37%的人表示順其自然。75%的人認為生男生女都一樣，甚至希望生女孩的人數超過男孩。

有生育意愿的受訪者中，67%的人希望父母雙方能夠共同承擔起養育幼兒的責任。因為養育孩子不僅僅是母親的責任，父親也應該積極參與其中，共同分擔育兒的重擔，建立起更加親密的親子關系。另外，有21%的受訪者則希望長輩能參與到撫養過程中。長輩擁有豐富的經驗和智慧，能夠為年輕父母提供寶貴的建議和支持，更好應對育兒中的各種挑戰。

值得一提的是，調研發現絕大部分有生育意愿的群體，對于未來孩子的成長和教育等方面較“迷茫”。僅有8%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已經制定了詳細的生育計劃，并且在經濟方面也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以確保為孩子的成長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針對育齡群體開設相關的育兒或家長素養提升課程尤為迫切，通過系統學習，育齡群體可以更好理解孩子的成長需求，掌握科學的育兒方法，為孩子創造一個充滿愛與支持的成長環境。

綿陽統計：女性生育二孩、三孩意愿低于男性

出生率的降低、出生人口的減少與適齡人口生育意愿改變有關，當前四川綿陽適齡人口的生育意愿如何？

今年8月初，《四川省情》雜志刊發了綿陽市統計局方面撰寫的《綿陽適齡人口生育意愿調查報告》。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生育一孩、二孩的意愿較低；八成以上受訪者認為生育養育成本高經濟負擔重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首要原因；受訪者對發放生育津貼育兒補貼有較高期盼。

受訪者的生育意愿中，生育一孩的意愿最高，占46.2%，生育二孩的意愿為40.3%，生育意愿在三個及以上的僅占2.9%，不打算生育的占10.6%。從性別上看，女性生育一孩的意愿為47.3%，略高于男性，但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低于男性。從居住地看，城鎮生育一孩的意愿高于農村，但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低于農村。從受教育程度上看，受訪者受教育程度與生育一孩意愿總體呈正相關，與生育二孩意愿總體呈負相關，即學歷越高，生育一孩的意愿越高，生育二孩的意愿越低；需要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越高，不打算生育的占比也越高。

當調查問及影響生育意愿的原因時，受訪者表示“生育養育成本高，經濟負擔重”的比例最為突出，為86.4%；其次是“生育津貼、假期、就業保障落實不到位”，為40.4%；表示“無人幫助帶孩子”的排第三位，為37.1%。

當問到生育孩子時受訪者與其配偶遭遇過哪些職場問題，有28.0%的受訪者表示遇到過“孕產期、哺乳期收入下降”，26.6%受訪者遇到過“生育后再找工作比較難”的困境。另有11.6%的受訪者認為“用人單位招聘歧視育齡女性”，8.9%的受訪者遇到過“因生育被單位辭退、調崗或勸退”。

綿陽市統計局報告還提到，調查中問及“希望獲得哪些生育政策或者福利”時，受訪者表示“給予生育津貼育兒補貼”的比例最高，為67.2%；希望“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提供托管服務”的比例也較高，為56.0%；希望“提高生育保險享受待遇”“購買改善型住房給予優惠”“延長產假、配偶陪產假”的比例相近，分別為52.7%、52.5%、52.2%。

另外，47.2%的受訪者希望“設立女職工彈性工作機制，建立單位與個人自愿協商的機制”，38.4%的受訪者希望能“發展0-3歲托育機構、完善托育管理方法”。

此次調查共獲取有效樣本2016個，共收集有關生育方面的建議和訴求1801個，主要體現在福利、醫療、教育、就業等方面。

例如，生育二孩、三孩給予生育獎勵或者生育津貼育兒補貼；適當延長女方生育假，特別是延長男方護理假；適當提高生育保險報銷比例；加大二孩、三孩家庭購房優惠獎勵力度；五是把試管嬰兒、不孕不育等此類特殊醫療費用納入醫保。

還有部分受訪者期盼，應設立專門機構并出臺相應政策幫助育齡女性就業，加大女性生育后就業保障，解決生育后再就業的困難；保護女性權益，減輕女性育后回歸社會的心理壓力，依托社區開設女性育后就業心理輔導；根據用人單位女性生育情況，政府給予用人單位一定的政策補貼或者稅收優惠等相關措施；加強企業在生育保險的購買、報銷環節監督力度，保證產假期間的福利待遇正常發放。

竹山報告：補貼力度遠不及生育花費，對生育刺激不大

在甘肅酒泉，市人大常委會于今年5月對全市生育支持政策落實情況進行了調研。

相關調研報告提到，酒泉市自2014年相繼實行“單獨二孩”“全面二孩”和“三孩”政策以來，出生人口數量僅在2015年至2017年小幅上升外，其余年份均呈持續下降態勢，給全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帶來巨大挑戰。

這篇報告總結道：目前，“70后”“80后”生育能量釋放結束，其余有意愿的“80后”已基本生育兩孩，考慮三孩的很少。問卷調查顯示，1284名受訪人群中有三孩生育意愿的僅占5.3%，明確不打算生育三孩的占87.54%。作為當前生育主力的“90后”，以獨生子女居多，與“70后”“80后”相比，他們更加注重個人生活質量的提高和自身發展，延遲婚育、結婚不育、不婚不育等婚育觀念是制約生育水平提升的關鍵因素。

青年在婚育方面面臨諸多壓力，主要表現在“結不起婚、生不起娃”的經濟壓力，“工作加速、沒空帶娃”的時間壓力，不少獨生子女還面臨“上有四老、下有N小”的撫養壓力。多生一個孩子從前只是“多添一雙筷子”，而今則直接影響到家庭生活境況。在關于放棄生育二孩或三孩的眾多因素調查中，生育養育成本高、經濟負擔重居首位，父母工作忙無人幫助帶孩子、女職工就業保障政策落實不到位等因素分列二、三位。

此外，嬰幼兒托育服務有缺口待規范。目前，酒泉市0～3歲托育服務供給現約為每千人口托位數3.07，距省政府“十四五”規劃提出到2025年每千人托位數達4.5的要求仍有較大差距。現有托育機構多為營利性質，主要采取備案制管理，缺乏工作規程、服務流程和內容的統一要求，各縣（市、區）托育服務機構不同程度存在水平參差不齊、經費保障不足、經營困難等現象。

酒泉市人大常委會還提到，問卷調查顯示，群眾在生育方面最希望給予的支持中，增加產假育兒假、降低教育費用、提高生育津貼分別位居前三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實施以來，省內外多地紛紛出臺了鼓勵生育的地方性政策，其中以直接“經濟刺激”為主的生育補貼、育兒補貼、購房補貼等較為普遍。通過橫向對比，調研組認為酒泉市現有生育支持政策協同性不夠，保障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升。

澎湃新聞注意到，對于當前生育支持政策中存在的問題，湖北省十堰市竹山縣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也在今年8月公布的調研報告中予以闡釋。

近五年來，竹山縣結婚人數逐年減少，每年減幅均高于全國均值。尤其是2023年，全國結婚人數有大幅回升，較上年度增加84.5萬對、增長12%以上，而當地縣依然下降了3.95%。同時，結婚對數持續下降，適婚單身人群不斷擴大。調研中選取兩個村做了統計分析，A村常住人口約920人，30到40歲戶籍人口283人、未婚60人，其中單身男性54人、女性6人；B村常住人口約450人，30到40歲戶籍人口186人、未婚13人，其中單身男性9人、女性4人。村干部普遍反映，農村“單身漢”越來越多，絕大部分都不可能結婚成家，更別說生兒育女。農村適婚單身男性群體與城鎮適婚單身女性群體，形成了婚戀市場中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矛盾。

“十三五”以來，竹山縣出生人口呈現持續下降態勢，2016到2023年出生人口由6306人降到2202人，下降了近三分之二。2022年竹山縣與全國同步首次出現人口自然負增長，而且2022年、2023年連續兩年減量擴大，減幅也顯著高于全國水平。

“2016年實施的全面兩孩政策對生育起到了短期激勵作用，2021年實施的三孩生育政策對刺激生育基本沒有效果，出生人口仍然快速下降。”竹山縣政協調研報告提到，預計到“十四五”末，全縣年出生人口將降至2000人以下，年死亡人口則達到3200人以上，人口負增長將不斷加劇。

調研報告“一口氣”列出了當地鼓勵生育政策存在的9類問題：

一是工作合力有待加強。各類文件雖然明確了各級政府和各個部門的職責和任務，但由于涉及面太寬，現實中是都管又都管不到位。而且有些文件是指導性意見，沒有配套的評價考核制度和統籌協調機制，各地各部門合力推進的局面難以形成。例如在落實托幼機構獎補過程中，由于全縣大部分公辦幼兒園在早期建設時沒有消防驗收合格證，托管0到3歲幼兒無法在衛健部門進行備案登記，因此在這些公辦幼兒園入托的幼兒就不能享受每人每月300元的托育補貼。

二是獎補資金兌付困難。根據政策要求“生育獎勵、育兒補貼、托育補助”三項，2024年預計需財政資金720萬元，未來兩年預計分別需要850萬元、900萬元，但目前配套資金來源不明確，兌現資金不到位。

三是購房獎補限制較多。房源匹配難，購房獎補房源集中在縣城或寶豐集鎮指定區域，很難匹配到農村地區生育家庭就近購房的需求。資格認定難，全縣符合獎補條件的二孩三孩家庭共有4954戶，已完成資格認定的只有259戶（二孩家庭130戶、三孩家庭129戶）。房源兌現難，房源兌現速度慢，第一批納入獎補房源的82套房子僅有1套被一個二孩家庭購得。

四是托育服務存在缺口。目前，竹山縣0到3歲托育服務供給現約為每千人口托位數2.28，距省政府“十四五”規劃提出到2025年每千人托位數達4.5的要求仍有較大差距。現有托育機構多為營利性質，主要采取備案制管理，缺乏工作規程、服務流程和內容的統一要求，托育服務機構不同程度存在水平參差不齊、經費保障不足、經營困難等現象。

五是休假制度難以落地。生育假、陪產假的延長增加了企業的成本，導致企業落實政策不積極、不主動。女性職工長時間休產假、育兒假有職業中斷、職位變動、薪酬減少甚至失去崗位的風險，迫使其“自愿”放棄或縮短產假及育兒假。

六是鼓勵力度相對較小。現階段鼓勵生育的政策措施數量少、力度小，與不斷攀升的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相比，激勵作用有限，實際效果不及預期。座談時有幾個年輕媽媽簡單算了一筆賬，從懷孕到孩子出生，僅孕檢和生產花費就達1.5到2萬元，奶粉每月約1500元，尿不濕、嬰兒紙巾等消耗品每月約500元。這些花費在農村已經是“剛性”支出，而此時他們的家庭總收入卻因產假或暫停工作而下降，補貼的力度遠不及生育花費，對其生育行為刺激力度不大。

七是政策宣傳覆蓋不全。由于政策落地難、兌現慢、力度相對小，相關部門和鄉鎮不愿廣泛宣傳。在農村，村干部只面向已孕人群采取“點對點”“一對一”開展宣傳，對未婚適齡人群宣傳不夠，不利于形成鼓勵生育的社會氛圍。

八是思想觀念存在掣肘。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人們的婚育觀與國家鼓勵生育的政策取向出現較大反差，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鼓勵生育政策的落實效果。受中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影響“晚婚、晚育，少生、優生”等生育觀念已然成為80、90、00后等生育主力普遍的價值認同和實踐自覺。同時，年輕群體中個人主義觀念越來越強，年輕人更加追求自我滿足、自我價值實現，不愿意過早被生育束縛，影響事業發展，更多傾向于晚生、少生，甚至不生。

從走訪情況看，絕大部分育齡婦女都能接受二孩，但如果頭孩是兒子選擇二孩會更為謹慎；生育三孩普遍都比較抗拒。此外，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障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家庭養老逐漸向社會養老轉變，“養兒防老”“多子多福”的觀念逐漸弱化，人們不約而同地規避“養兒啃老”“多子多負”的風險。

九是青年婚配困境突出。當前就業競爭激烈，加班多，工作壓力大，年輕人有的專注事業，沒時間戀愛、沒時間育兒、沒時間照顧家庭；有的安于現狀，社交少、欲望低、不婚不育。在經濟相對落后的農村，本地就業崗位少，青壯勞動力大多數選擇外出務工，既無法融入當地娶妻生子，回到家鄉也錯過最佳婚育年齡，在農村大齡單身男性群體普遍存在。

為此，竹山縣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呼吁，應加快建立落實鼓勵生育政策聯席會議制度，定期通報工作，統籌解決問題。鼓勵各部門和企事業單位結合自身職能職責，圍繞鼓勵支持生育制定切實可行的小措施、小辦法；加大財政保障力度，提高生育津貼標準，確保津貼實際購買力，減輕家庭生育負擔，激發生育意愿；調整獎補辦法，用更精準、更直接的方式調動年輕人的生育熱情，讓想生又不想生的中間人群進入生育隊伍等。

半島新聞客戶端綜合整理，素材來源：上觀新聞、央視網、澎湃新聞、人民網、南方都市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