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京報》4月5日報道，距離高考還有兩個月的時間，教育部已于近日確定了今年高考宣傳報道的“禁區”，包括：各新聞單位在高考結束后不得進行試題分析的報道；不圍繞任何高分考生個人進行宣傳；不得進行高考錄取分數線地區差異、考生因經濟困難不能上學等方面的炒作報道；不要對高校自主錄取和特殊形式招生進行渲染報道；不得對各地實行的考生照顧性政策進行對比報道，等等。

    其實，每年高考之前，教育部都要下發類似的通知，劃定若干“禁區”，要求各新聞單位不要炒作高考。只不過，每年關于高考的報道或者炒作，并沒有因為教育部的一紙要求而有所收斂，“勇闖禁區”的新聞單位多得是。

    如果說，前幾年教育部要求各新聞單位不要炒作高考，是為了給考生營造一個寬松的應試環境，并因此贏得了許多人的理解和支持的話，那么綜觀今年教育部劃定的高考報道“禁區”，則讓人感到教育部的初衷也許并非這樣簡單。

    很明顯，教育部要求各新聞單位“高考結束后不得進行試題分析的報道”、“不圍繞任何高分考生個人進行宣傳”，顯然不是為了給考生營造寬松的應試環境。因經濟困難上不了大學的貧困生一直大量存在著，每年新聞媒體針對他們的報道，讓很多貧困生獲得了救助，新聞媒體在解決貧困生問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新聞媒體為何不能進行宣傳？而高校自主錄取和特殊形式招生，以及各地實行的考生照顧性政策，可能存在著不公平、不合理、不規范等問題，對此，也應將其置于陽光下接受社會公眾的檢驗。

    至于要求各新聞單位不要進行“炒作報道”、“渲染報道”，幾乎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因為什么樣的報道是炒作，什么樣的報道是在渲染，實際上很難作出準確的界定。

    高考是一件涉及千萬名考生、千萬個家庭利益的大事。新聞媒體對高考進行宣傳報道，既是為了滿足廣大媒體受眾（特別是高考生）的需求，也是為了監督高考，監督各級教育部門和各高校在高考中的所作所為，讓高考變得更加公平、公正、公開。高考需要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輿論監督不可能將高考作為“禁區”，任何部門都無權將高考排除在輿論監督的范圍之外?！　　　　　　　　￡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