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997年10月即墨路小商品市場商販們在兜售商品。冷延樂提供

　　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總是緊密相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重大部署，對社會經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今天起，我們推出系列報道，試圖擷取部分市民的人生片段 ，來觀察歷屆會議如何改變普通人的生活。

　　因家庭出身兩次落榜

　　作為共和國同齡人，64歲的李芳從來沒想過自己的命運會和國家的命運如此緊密相關。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結束，城市人口被定為各種不同的階級成分。因為父親有實業投資和海外關系，李芳一家被劃成“資本家”。

　　自她記事起，父母就謹小慎微地生活。但是，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這種成分還是深刻地影響到了李芳一家的生活。1965年，李芳初中畢業參加中考。班里出身好的同學都順利上了高中，李芳卻因為家庭出身問題落榜了。

　　也是在這一年夏天，正在籌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生產建設兵團青海省農業建設第十二師”工作組來到山東省，在濟南、青島等8個城市招收知識青年參加青海西部大漠荒原的開發工作。

　　李芳急忙去報了名，卻因為眼睛近視被淘汰。第二年，她繼續報名，終于如愿以償。

　　1966年4月1日，李芳坐上了開往青海的列車，寄希望于上山下鄉能改變自己的命運。數據顯示，青島先后向青海生產建設兵團輸送了五批共計4000名軍墾戰士，分布在柴達木盆地的格爾木、馬海等地。

　　等真到了青海的連隊，李芳才發現資本家的家庭出身仍然如影相隨。“時代背景沒有變，即便走到天涯海角，身上的烙印就在那里。”

　　1966年，全國高校停止招生。1972年恢復招生，招收“工農兵學員”。1973年，時年24歲的李芳參加了“文革”期間惟一一次大學招生考試，數理化一共出了12道題她全部答對，最終還是因為家庭出身被刷了下來。

　　恢復高考：撥亂反正的先聲

　　被家庭成分困住人生的年輕人不止李芳一個。中國海洋大學退休教師劉增才教授回憶，他的父親本是工人出身，在資料上被登記為地主。當他初中畢業想去考技校時，學校領導問了問他的家庭出身，就沒了下文。

　　當年，劉增才也是懷著一腔熱情從家里偷了戶口本到青海下鄉的知青。時間一長，這種浪漫主義情結逐漸被生活現實消磨殆盡。

　　知青們修渠、墾荒、播種，由于是鹽堿地,到了收獲季常常一無所獲。“格爾木海拔2780米，空氣稀薄，供氧量少，蚊蟲兇猛，吃的東西半生不熟，井水的礦物質超標嚴重。連隊里一年殺一頭豬，每個人才能嘗到一丁點肉腥。”

　　前途的迷茫讓越來越多的知青在青海當地安了家。1976年底，時年27歲的劉增才和自己的初中同學在青島結婚，不久又獨自回到青海。為了照顧家庭，劉增才盤算著找關系把自己調動到寧夏的團部去，這樣至少能把回家探家的頻率改為一年一次。

　　1977年5月，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發表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講話，指出“要辦重點小學、重點中學、重點大學。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

　　當年10月，教育部出臺《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

　　恢復全國高校統一入學考試，成為社會撥亂反正的先聲。1977年11月中旬，劉增才收到妻子的來信，知道了恢復高考的事情。“文科也得考數學，是個麻煩事兒。但必須要去做，因為這是回青島的唯一一條出路”。

　　第一年恢復高考在1977年12月舉行。在剩下的半個月里，劉增才和其他三個舍友借來了代數、三角函數、解析幾何、立體幾何四本課本，每個人輪流著看。等立體幾何傳到劉增才手中時，已經是高考前最后一天了。

　　搭上改變命運的末班車

　　1977年12月11日至13日，已經當了爸爸的劉增才和舍友們進入考場。等得牙都上了火，劉增才最終等來了好消息--他以海西州第二名的成績被西寧師專錄取了。

　　“這是一個國家和時代的拐點。”廈門大學教授劉海峰，曾經的77級考生在他的著作《中國考試發展史》中這么總結。

　　1978年的春季和秋季，先后舉行兩次高考。“報紙上登出高考的時間時，離考試只有一個月了。在那一個月，我白天給農場團部的學生上課，晚上復習。”錯過了第一年高考機會的李芳參加了1978年的秋季高考，考出了320分，高出青海本科線40分的成績。不過，因為年齡問題被劃到了青海師專中文系讀專科。“歷史給了我一個機會，搭上了改變命運的最后一班車，讓人生有了轉折。”步入大學后的李芳是班里年齡較大的一個。和班里很多同學一樣，她也很珍惜這次機會，用手頭的錢買盡可能多的書來填補失去的十年時光。而劉增才在入學后的第二年就報考上了北京師范大學邏輯學的研究生。不過，即便是上了大學，家庭出身的陰影還在困擾著李芳。“說話很謹慎，就怕有一天資本家的帽子重新下來”。

　　1978年12月22日閉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讓她看到了希望。從報紙和廣播里得知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告的內容，李芳非常欣喜。“可以摘掉那頂戴了多年的帽子了。希望在現代化大潮里有自己的貢獻，希望自己是對國家有用的人。”

　　李芳記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人們的思想也在慢慢發生變化。1979年5月，剛剛復刊不久的《大眾電影》在封底刊登了英國電影《水晶鞋與玫瑰花》中一張王子與灰姑娘相擁接吻的劇照，引起全國爭論。在1979年10月30日的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鄧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不要橫加干涉”論。

　　改革開放的首批受益者

　　數據顯示，恢復高考的第一年，高考報考人數是570萬，錄取比例為29：1。1978年，全國高考610萬人報考，錄取40.2萬人。顯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識青年都像李芳、劉增才這樣幸運。

　　青島恒利富吉珠寶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冷延樂就是其中的一個。1979年初中畢業，冷延樂在老家濰坊上了一年高中，就因家庭經濟條件輟學了。“家里兄弟姐妹多，一年生產隊就分30斤小麥，300斤地瓜，五六十斤玉米，根本不夠吃。”冷延樂回憶，為了賺錢養家，1980年，他和幾個初中同學來到青島，開始在即墨路上擺攤。

　　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兩個農業文件，宣布解禁農村工商業，家庭副業和農村集貿市場得到認可。197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迅速批轉了第一個有關發展個體經濟的報告：各地可根據市場需要，在取得有關業務主管部門同意后，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者個體勞動。

　　盡管國家層面有了政策，但“地方上掐得還比較死”。冷延樂說，那時候他們還是屬于“散兵游勇”，經常會有工商人員過來沒收東西。“兩棵樹中間掛根繩子，一米寬的距離，就是一個攤位。濰坊農村有些小廠子生產自行車車套，我們運到青島來賣，一天能賺三五元。”冷延樂回憶，工廠的工人月工資只有 30多元。盡管如此，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中，擺攤還是被認為投機倒把，是種不光彩的行為。“有熟人趕緊躲著走。連我老父親也說我，遲早會被割資本主義尾巴。”

　　冷延樂和同行們的活計是逐漸得到認可的。作為青島的第一批個體戶，他們成了改革開放的首批受益者。

　　1980年11月，在青島市政府的支持下，即墨路小商品市場正式組建。冷延樂的攤位也由地下變為地上。按照冷延樂的說法，大約在1982年，即墨路小商品市場的攤位多了起來，顧客也越來越多。

　　“有了政策意味著我們被認可了。人做事情浮著做不成事情。原來是偷偷摸摸地做。安定下來之后，就甩開膀子干了。如果沒有這個政策，經營環境沒有這么好，私營業主不會發展這么多。”冷延樂從箱包生意發家，如今擔任即墨路商會會長一職。

　　據其介紹，1990年左右小商品市場有2000家商戶，平均納稅400元，算起來每月也有80萬的稅額。隨著即墨路小商品市場叫響全國，先后有30多個國家的政府首腦和領導人到該市場參觀購物。

　　從青島某高校退休時，李芳受邀將自己的經歷作為勵志故事給學生們做了一次講座。2008年她回到曾經下鄉的青海，見到昔日的戰友，愈發感慨一次會議和政策轉變帶來的人生變遷。

　　本報記者 朱艷麗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李芳為化名)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