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禹國剛

　　回眸與奮進  

　　新中國第一只股票為“深寶安”還是“小飛樂”？新中國第一個證券交易所是深交所還是上交所？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一直有爭議。

　　74歲的禹國剛給出了答案：“深寶安”于1983年7月8日公開招股，而“小飛樂”是1984年11月18日。深交所“先生下孩子”（1990年12月1日），而上交所“先拿到準生證，后生下孩子（1990年12月19日）。”

　　禹國剛是中國證券市場的先行者和拓荒者。他是深圳證券交易所創始人、前法定代表人，也是當時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持工作的副總經理。近日，他向記者講述了20多年前證券交易所成立背后的故事。

　　大洋網訊 禹國剛1968年畢業于西安外國語學院。1981年春節，他變賣了家里的一臺三洋收錄機和一臺十四英寸的黑白電視機共700元，帶著老婆兒子闖深圳。1983年，作為深圳愛華電子公司黨委秘書兼日語翻譯，禹國剛被全國青聯選派到日本學習證券。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老人家至今仍激情澎湃。

　　

禹國剛向記者展示“藍皮書”。

　　深交所籌建“一波三折”

　　1988年5月，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在全國第一個提出創建深圳資本市場。為了籌建深交所，深圳市政府于當年11月成立了資本市場領導小組。禹國剛是專家小組組長，他花費半年時間翻譯了兩百多萬字的外文資料，打造了中國第一部證交所“藍皮書”——《深圳證券交易所籌建資料匯編》，并于1989年4月匯總完成。

　　1990年5月，禹國剛和王健等人去北京報批深交所開市，得到的回復是：“‘深圳證券交易所’所這個名字太敏感了，不能批。建議更名為‘深圳證券市場’。”他開玩笑說：“如果我們掛牌叫‘深圳證券市場’，這樣和賣菜、賣肉的市場有什么分別？”深交所的“準生證”也因此遲遲沒有拿到。

　　1990年11月22日，深圳市領導來視察交易所籌備工作。

　　當時，有兩派意見，一派主張開業，一派主張不開。禹國剛當時發話，“現在市場上黑市很多，如果深交所能夠盡早開業，現在市場上85%的毛病我們可以立即改掉；反之，如果任由柜臺交易繼續亂下去，總有一天會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李灝當機立斷：深圳證券交易所籌備工作已經就緒，1990年12月1日，開始集中交易。就這樣，在還未領“出生證”的前提下，深圳證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日就開始了集中交易。18天后，上海證券交易所也開始集中交易。

　　“深交所能成立太不容易了。因為如果有了上交所，中國第一家證交所還輪得到當時只是小漁村的深圳？不可能！”禹國剛感慨道。

　　

“深寶安”股票于1983年7月8日公開發行。

　　家中一面墻陳列“史料”

　　新中國第一只股票為“深寶安”還是“小飛樂”，一直以來都存有爭議。禹國剛的家里有一面墻，陳列著當年的股票及報紙等“史料”，逢人問及，他便立馬用當年的“鐵證”來說明：此事無需再辯。

　　他示意記者去閱讀墻壁上當年當日《深圳特區報》的刊文，及當時“深寶安”和“小飛樂”的股票樣本，稱“深寶安”于1983年7月8日公開招股，而“小飛樂”是1984年11月18日。

　　1990年下半年，深圳證券交易市場已經發展到了5只股票和12家證券部。但深交所開市的第一天，僅有一只股票掛牌。在“老五股”中，安達首先辦好了托管手續。當時本著先托管、先上市的原則。安達成為了深交所第一只掛牌上市的股票。當時報紙的報道就是最好的證據。

　　禹國剛認為，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劉鴻儒的說法非常準確：深交所試營業在先，上交所是正式營業在先。“這個表述道出了深交所、上交所先后開始集中交易的歷史真相。不僅尊重歷史，而且符合國際慣例。”

　　股票像白菜一樣裝麻袋

　　上世紀80年代，老百姓對股票不了解，當時股票發行工作十分困難。禹國剛透露，30多年前，老百姓購買股票如同在菜市場買菜一般，“人們買了股票，往麻袋一裝，朝床底下一放。”

　　1990年5月，為了籌集1000萬元作為深圳發展銀行的開業資金，禹國剛等人不惜采用了“菜市場”的那一套法子：把股票放在解放牌大卡車上，再裝上兩個高音喇叭，開到沙頭角，開到蛇口、崗廈等當時的農村地區，吆喝著“快來買股票”。

　　有些人稀里糊涂買了股票卻發了大財。深圳市模范市民陳觀玉便是其中一個。1987年，本著支援國家建設的心態，陳觀玉購買了兩萬股深發展股票，沒想到這筆原始股從1990年1月就開始不斷升溫，3月時，深圳發展銀行迎來股票拆細，一股變作20股；再從5月份到12月，原本十幾元的股漲至了120元。

　　“陳觀玉的后人也不懂得股市，股票還一直在床底下放著呢。后來股價漲到最高價的時候拿了出來，獲得了近百萬的收益，但老太太全捐給了公益事業。投資股票你說難也難，你說容易也容易。”提起這個故事，禹國剛笑著說。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敲鐘開市。

　　2億元抓“龍頭股”救市

　　禹國剛回憶說，20多年前由于人們對股票的風險估計不足，也出現過“股災”。1990年5月29日起半年內，一直上漲的深圳股市從12月8日開始狂瀉。1991年8月，深圳股市幾乎崩盤。

　　“救還是不救？”1991年7月10日，深交所召開了第一次救市會議。會場上出現了兩種聲音：一種是以禹國剛、王健為主的“企業出資救市”；一種則是以深圳本土企業老總們為主的“反對救市”，兩者爭論了許久。心系股市命運的王健當場因心肌梗塞暈倒在會場。

　　禹國剛一邊與病重的王健商量對策，一邊找市領導要政策，終于在9月2日的第五次救市上會議，深圳市市長鄭良玉同意他的救市方案。禹國剛爭取到2億元的“股票調節基金”，買入深發展托市。

　　但實際上，2億元對于當時總市值為50億元的深圳證券市場來說，是杯水車薪。于是，禹國剛想到了抓“龍頭股”，“只需要抓好深圳發展銀行，抓住了龍頭，就能以龍頭帶動龍身龍尾。”

　　精心布局下，證券市場溫度逐漸回升。從9月7日，“龍頭股”跌至13.40元，到10月3日深發展掛出了14.95元的價格，許多先前對證券市場喪失信心的股民，又一次殺回了證券市場，股價再次狂升。當年10月8日的成交金額就有3685萬元，創下1991年全年的最高紀錄。

　　“當時救市真的是賭一把。那時深圳市政府一年的財政也就是三四十個億，要是失敗了，打了水漂了。”20多年后，回憶起這段不同尋常的救市經歷時，禹國剛依然唏噓不已。

　　在禹國剛看來，深交所當時就像是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如果不救市，可能就夭折了。

　　沒深交所就沒深圳的今天

　　1992年至1993年間，禹國剛擔任深交所法定代表人，在他的主持下，深交所開始全面實現交易電腦化、交收無紙化、通信衛星化、運作無大堂化。其中，交易電腦化、交收無紙化使得紙質股票為電子信息記錄所取代，不僅降低了發行成本和交易成本，更解決了存在許久的黑市買賣問題；通信衛星化，首創證券衛星通信系統，解決了股市行情遠距離通信問題，延展了深交所的輻射范圍；運作無大堂化，解決了效率低下、人為操縱等問題。

　　在禹國剛看來，深交所的創建無論從深圳還是全國金融改革開放的角度來說，都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深圳過去40年的高速發展更是離不開金融產業的帶動。當前深交所上市公司市值已經超過了香港交易所。長期以來，深交所的日成交金額超過了上交所、港交所和臺灣證券交易所，穩居榜首。“可以說，沒有深交所，就沒有的深圳資本市場，也就沒有深圳的今天。”

　　1995年，禹國剛從深交所法人代表的崗位上退下來，轉為國內外股市發展趨勢研究，2000年調至中國證監會政策研究室。

　　2004年，時年60歲的禹國剛辦理了退休手續。但他對中國股市的關注卻從未減弱。他說，希望中國股市能健康、平穩發展，證交所有朝一日能和紐約、倫敦的證券交易所平起平坐。

　　文、圖/廣報全媒體記者程依倫、肖歡歡

　　 [編輯: 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