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圖　半島全媒體記者　葛欣鵬

　　“五一”小長假即將來臨,代駕司機于師傅沒時間休息。假期里的放松聚會自然少不了酒席的陪伴,盡管沒有加班費和過節費,于師傅已經準備好24小時手機在線隨時準備接單。不僅僅是代駕,送餐員、家政工、快遞員,越來越多的行業和個人正與互聯網平臺綁定,“網約工”成為了“新常態”。

　　然而,繁榮的背后,網約工也正遭受市場準入、監管以及權益維護方面的激烈爭議。去年8月份,“網約工”勞動爭議第一案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開庭,也將“網約工到底是誰的工”這一議題推向了爭論高潮,網約工到底如何定義?他們與互聯網平臺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系?無疑,這些討論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伴隨著共享經濟一起成長。

　　

制圖/徐雪茹

　　■現狀　送餐、代駕、家政,工作都與網絡綁定了

　　“地球不爆炸,我們不放假,宇宙不重啟,我們不休息,風里雨里霧里,我在這里等著你！全國假期與我全無關……”于師傅講這個段子講得很溜,他覺得這句話用來形容他們“網約工”再合適不過了,“只要手機不休息,我們就接單干活”。

　　焦女士至今還記得第一次接觸到“網約工”這個名詞時的新奇。2014年,外賣平臺登陸島城,開展了迅速而有效的掃街式推廣。外賣平臺發展所需配備的大批送餐員讓許多人產生了興趣,青島焦女士就是其中的一員。生完寶寶后正在家待工的她,被外賣平臺招聘送餐員的廣告吸引:時間靈活、自由接單、月入4000～6000元。幾經對比后,她選擇了一家外賣平臺正式成為一名送餐員。

　　“入職前接受了兩個小時的培訓,講了一下每天的任務、工作時間、售后服務應該注意的事項以及報酬的計算方式”,跟普通公司不同,焦女士沒見過老板也很少接觸其他員工,每天給她下任務的就是手機上的那款接單軟件。按照規定,她每天不用到單位報到,只需保證8小時的手機在線接單時間,其中11:00～13:30的高峰時間段必須保證2.5小時在線。早晨打開軟件后,焦女士通常在家里接到自己的第一單,然后騎上電動車在公司給自己劃定的商圈內活動,為了盡可能地多賺一些,在不止8個小時的時間里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個商家和買家之間。“月配送300單以內是每單2塊錢,超過300單就能拿到5塊錢/單”,在外賣平臺最風光的幾個月里,焦女士一個月可以拿到四五千元。

　　家住市北區的于師傅也是一名網約平臺服務者,但他白天有固定的工作,只在晚上做代駕司機。

　　于師傅做代駕的時間不短,“之前是在一些大的酒店會所門口等,或者是跟一些燒烤攤的服務員達成協議,他們幫我們聯系一單可以從中抽一部分錢。可有時候守一晚上也不一定接到一單,或者把時間浪費在趕往代駕地點的路上”。3年前,e代駕、滴滴代駕等平臺入駐青島,讓這些代駕師傅們享受到一定便利。

　　“晚上八點打開代駕接單軟件,平臺會按照區域劃分隊伍,每個隊伍70到100人”,于先生一般會選擇電動車作為自己的代步工具,在夜色中不斷趕往下一個代駕地點。

　　根據平臺的規定,晚上十點以后,起步價格有所提升,這個時候會不時看見穿著工服的代駕師傅在繁華商圈中聚集。

　　除了出行、餐飲、短租,生活服務類平臺也在不斷出現。“我們都與網絡綁定了”,于先生深有感慨,共享經濟時代,網上平臺服務者的隊伍正不斷擴大,成為常態。

　　今年2月份,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發布了《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2017》,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分享經濟的提供服務者人數約為6000萬人,比上年增加1000萬人,未來幾年分享經濟仍將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長,到2020年分享經濟服務提供者人數有望超過1億人,其中全職參與人員約2000萬人。

　　■擔憂　無合同無社保,可以輕而易舉被辭退

　　然而工作一段時間后,焦女士從外賣平臺離職,成為了一名常規工廠里流水線上的員工。與這份有固定工作場所、每天按時上下班并且有加班費的工作相比,送餐員的身份始終讓她缺少安全感。

　　“沒有假期周末,沒有加班費、夜班費,更沒有社保,天天風里來雨里去,除了每月200元的車補、300元的飯補,另外還有50元的話費補貼,再沒有其他的保障了”。雖然每天打開手機就能工作、關了手機也沒人管,收入全憑送餐量,但與網約工的靈活、自由相對的,有一點讓焦女士最擔憂,“見不到老板,不簽合同也不簽協議,人家想辭退就能把你辭退了”。

　　更重要的是,她想不明白,像她這種把全部精力和時間都投入到送餐工作的“全職工”依然無法從這份工作中獲得除勞動報酬以外的任何權益。

　　焦女士的擔憂并不是杞人憂天。去年8月份,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受理了“網約工”第一案:鄧先生、孫先生等7名廚師,通過“好廚師”APP網約客戶,成為上門掌勺的“私廚”。按照講好的條件,他們每月工資5000元,崗位為廚師,每天工作時間為10時至18時。但廚師并未與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公司也沒有為他們繳納社會保險,未支付加班費,也未安排休年假,并且于2015年10月28日違法解除了與他們的勞動關系。

　　7名廚師所服務的平臺辯稱雙方只是簽訂商務合作協議,廚師們通過其旗下的“好廚師”APP平臺,根據客戶需求提供服務,是否接單及工作時間他們均自行掌握,其不坐全班,亦不接受公司管理,通過接單獲得獎勵,雙方并非勞動關系。“合作不存在隸屬行政關系,也不存在直接、間接勞動關系”。

　　對此,于先生也心有不解。盡管自己只是在晚上把代駕工作作為自己的“兼職”,他們依然被要求花200元買代駕平臺統一的服裝和頭盔、工牌以表明自己的身份。“除了每單平臺的抽成,我們還得自己掏錢支付話費以及返程路費。既要求代駕師傅遵從網絡平臺的規定,又不給權益保障,還得自己搭錢買行頭”,這在于先生眼里算是一種霸王條款。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讓于先生感到焦慮,“跟代駕打交道的是車以及醉酒的客人,平時有個剮蹭不可避免”。雖然代駕平臺在抽成中有保險這塊的支出,但是于先生稱,碰到事故代駕師傅們一般會選擇和客人私了,盡量避免客人的投訴。“對待客人我們盡量熱情、理性,很多醉酒客人不夠清醒,講些難聽的話我們也得忍著,即使這樣還是有客人隨便一個投訴電話打過去。那平臺就可能會對代駕師傅封禁一段時間或者直接趕人”。于先生覺得,這就是因為他們和平臺沒確立勞動關系,“因此平臺完全不需要對我們負責”。

　　其實在此之前,全國就曾出現過代駕司機、專車司機起訴要求確認勞動關系的案例,之后的判決認定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判決的依據則是考慮到代駕司機沒有固定工作場所,接不接單、工作時間自己掌握,非按月領取勞動報酬。工作服等不足以證明雙方存在勞動關系,遂駁回司機訴求。

　　

整潔明亮的李滄家庭服務業就業創業廣場培訓大廳。

　　網約工是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互聯網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勞動與資本在博弈平衡過程中的一種新型群體。他是以網絡平臺為載體、以合作契約為連接、以自我管理為主體的非正規就業勞動者群體。”

　　——上海總工會辦公室副主任李學兵

　　■爭議　只簽合作協議而非勞動合同,如何保障權益?

　　“到底啥是網約工?只要在網絡平臺上服務的都算嗎?那全職和兼職有沒有分別?我們到底是誰的工人?”即使之前做了近兩年的外賣送餐員,焦女士對自己的身份一直弄不太明白,對權益問題的認識也就更加模糊。

　　采訪中,山東青大澤匯律師事物所劉鵬燕律師告訴半島記者,雖然“網約工”這個名詞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但它的定義目前在法律文獻中還是空白。

　　那網絡平臺和從業者之間又是什么關系呢?在今年的兩會上,從保安隊伍中走出來的全國人大代朱良玉就提出了這個問題。“網約工作為一種新型的用工形式,他們和網絡平臺到底是什么關系,還很模糊。網約工的用工性質屬于商業合作還是勞動關系沒有明確規定,一旦發生勞動爭議,他們的權益如何保障?”

　　“判定這個問題存在難度,這與網約工的用工性質有關”,全國人大代表丁宏鎖認為由于網約工的流動性很大,“這個活兒做完了可能就撤了,對于網絡平臺來講,也不會長期固定地用同一個人”。問題的復雜使得“網約工”與平臺之間存在何種關系成為實務界和理論界爭議的熱點。

　　一直關注網約工發展的島城市民楊玉龍認為,確立平臺和從業者之間的勞動關系是保護網約工的必然。“勞動關系是權利與義務關系,除工資薪酬外,還包括“五險一金”保障權利,以及包括責任事故、工傷事故等賠償責任的嚴格界定”。很明顯,勞動關系是對處于弱勢地位勞動者的法律保護。

　　但目前網約工與網約平臺大多只簽訂有“合作協議”,無底薪無社保,公司按比例抽成。“甚至保險也多是名義上的”,焦女士的一個同事就曾在送餐中出現事故,保險費用沒有談妥,最終只能自己承擔,“沒有歸屬感和安全感是網約工的通病”。

　　也有人認為雙方之間應該是屬于業務合作關系,“網約工的本義上就有共享的含義,一些人把自己的閑置時間或技能分享出來,網絡平臺為他們提供機會,兩者互利共贏相互合作”,有網友如此表示自己的觀點。在他們看來,網約工單方面充分體現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與安全性如同硬幣的兩面,靈活性增加必然就業穩定性下降。

　　“那我們能不能以全職和兼職作為劃分依據呢?”對于于師傅提出的這個想法,“e代駕”媒介負責人賀東鵬表示也有難度。“沒有嚴格的兼職全職之分,對于平臺而言,只是說他們在線接單的時間長短不一樣而已,以時間長短判定權益多少并不公平”。

　　■應對　確定勞動、合作關系,約定保障權益方式

　　面對懸置未果的爭議,上海唐毅律師事務所律師邵敏杰認為,不能用傳統的勞動法理論來對“網約工”與平臺間的關系做簡單認定。他指出,目前實踐中對于勞動關系的確認主要還是沿用2005年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從雙方主體資格、勞動者是否服從單位管理、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否屬于單位業務組成部分三個方面來認定勞動關系。

　　但在互聯網時代,對于“網約工”與平臺之間的關系認定,不能再完全照搬上述三要件。還是應當從雙方之間的人身從屬性及經濟從屬性等多方面綜合認定雙方之間屬于何種關系,不能簡單地將這種關系統一認定為勞動。

　　邵敏杰進一步解釋稱,一方面,對于一些從業者來說,他們看中的就是網約工工作的靈活性和自由性,簽訂勞動合同勢必給他們更多的約束,如果要求他們辭去現有的工作而專職從事“網約工”,大部分人就會選擇退出這個平臺。

　　另一方面,一些互聯網平臺企業通過簽訂合作協議、遵循合作流程、不干預具體過程等方式規避標準勞動關系的相關屬性,他們也不會長期固定地使用一個人。現在要求其主動明確和網約工的關系,似乎也很難實現。

　　但如果有些“網約工”與平臺之間的關系符合勞動關系的本質特征,雙方之間也有建立勞動關系的合意,那么建立勞動關系也是皆大歡喜的事情。

　　事實上,已經有網約平臺企業正在進行探索和嘗試。作為網約平臺企業的“大佬”,滴滴出行一直在摸索平臺與網約工合作的辦法。目前,滴滴出行主要有兩種方式與網約車駕駛員進行合作:第一種是私家車加盟的方式；第二種是租賃公司加盟的方式,租賃公司提供符合規定的車輛,駕駛員可以從租賃公司承租或者購買到具有營運資格的車輛,再通過平臺注冊進行工作。

　　以上的兩種方式都為協議式加盟,滴滴不與網約車駕駛員簽訂勞動合同,但是在第二種租賃加盟中,也不限制駕駛員與租賃公司簽訂勞動合同。

　　“但是,無論是勞動關系還是合作關系,‘網約工’的人身權益應當得到保障。如果是勞動關系,用人單位為勞動者繳納工傷保險可以保障勞動者的人身權益；如果是合作關系,就需要平臺方與‘網約工’之間就提供服務期間受到意外傷害如何處理進行約定。可以通過平臺或者自己購買人身意外傷害險來轉嫁風險,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邵敏杰建議。

　　■建議　依靠第三方力量,多成立行業協會和員工組織

　　“任何的新生業態都需要一段調試期,中國目前的網約平臺發展已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我們難以借鑒國外經驗,他們的情況也未必適合我們,因此還需不斷完善”,劉鵬燕律師告訴半島記者。

　　用工形式在發生變化,但網約工的權益保障不能忽視,如何不讓網約工權益保障懸空,毫無疑問,需要網絡平臺、網絡工自身以及政府、社會各方面的努力。

　　百姓網媒介主管張賢俊認為既然目前與網約工的關系問題還無法確認,那么網絡平臺可以盡力滿足從業者的需求,讓平臺多點“人情味”。

　　他曾做過一個關于網約工的調研,調查結果顯示,不同行業的網約工需求不同:對于快遞從業人員,他們最希望企業能購買額外的商業保險；專車司機們希望的福利,主要集中在購買額外的商業保險,還有設置停靠休息站；家政服務人員,最吸引他們的就是“在家接單”,“工作時間相對自由”,只要接單量充足就可以。

　　“我建議應當以開放的心態、發展的眼光、底線的思維來對待網約工的發展”,張賢俊認為,對于網約平臺而言不用苛責建立全面而廣泛的規則制度,盡量滿足網約工最希望得到的權益部分,在目前的狀況下也不失一種好的過渡方式。

　　除了網約平臺擔好“東家”的責任,今年兩會上,人大代表們紛紛倡議工會等部門也應該更多地參與進來。

　　對于這一點,上海工會的做法值得借鑒。據了解,上海總工會2017年將在部分地區探索建立快遞行業工會,積極嘗試在家政服務從業人員、護工等群體中開展工會工作,努力擴大工會組織和工會工作的覆蓋面。

　　“網約工缺乏歸屬感,可以幫助他們成立一些行業協會和員工組織,不僅在維權時可以使用集體的力量,對他們自己來說也是一種抱團取暖”,楊玉龍認為可以讓更多的社會更多力量參與進來,讓網約工感受溫暖。

　　2015年在李滄啟動的家庭服務業就業創業廣場可以看作是青島本地對網約工發展的一次有效探索。這個集技能培訓、家政服務、靈活用工、就業創業于一體的家庭服務業業態集聚地,目前已有包括“滴滴家政”在內的多家家政平臺入駐,帶動就業2000人以上。

　　半島記者在走訪中發現,服務廣場不僅把零散的家庭服務業市場和分散的從業人員對接起來,還為網約工提供免費的培訓,講解清潔步驟、用工要求等,讓網約工可以更好適應崗位需求。

　　這里所有的家政服務員須持證上崗,并且與托普公司簽訂正規的勞動合同,配備統一的服裝和工具。另外服務廣場還建立了用工檔案和信用檔案,逐步完善管理制度、用工制度、工資支付制度。

　　“在這里不僅能免費參加培訓,還能認識更多的朋友。最重要的是不用為找活發愁,在家里就能接單,我們不奢求那么多的條件”,家政工王阿姨笑著告訴半島記者,在她看來,“讓我們這些勞動者有活干、有錢賺就是最好的‘權益’了”。

　　 [編輯: 張珍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