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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醫生在進行器官捐獻手術。 中新社記者 安源 攝  

　　2016年12月25日，在深圳工作的普通白領李旦迎來自己25歲生日。這一天，她決定做一件自己看來頗有意義的事：登錄“施予受”網站(國家衛計委推出的器官捐獻登記網站)后，輸入自己的身份證號和姓名等信息，正式成為一名器官捐獻志愿者。李旦說：“生命是短暫的，但可以在他人身上存續，我覺得這很美好。”  

　　李旦或許不知道，迄今為止，“施予受”網站已有11萬多名像李旦這樣的中國公民登記成為器官捐獻志愿者。而據估算，中國每年因終末期器官衰竭而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約有30萬人，但是每年器官移植數量僅約1萬例。

　　“器官捐獻能讓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獲得新生，讓逝者的生命得以存續。這個過程中，不僅傳遞著愛心與溫情，更檢驗著一個國家文明與法治的成熟度。”原衛生部副部長、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理事長黃潔夫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這樣說。就在幾周前，他領導的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與擁有4.5億實名注冊用戶的支付寶合作，在支付寶上開通了“施予受”網站登錄入口，為器官捐獻志愿者提供了“一鍵登記”的便利。

　　那么，中國器官捐獻登記與移植還面臨哪些坎兒？如何構建一個健康透明的器官捐獻移植體系？

　　捐獻：是程序問題更是文明問題

　　其實很久以前，李旦就有了進行器官捐獻登記的想法，只是不知道到哪里登記。直到3個多月前，她看見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曬關于器官捐獻登記的圖片，才知道可以在“施予受”這樣的網站注冊登記。為了達成自己的愿望，她開始征求父母的意見，慢慢做他們的工作，最后，她專門挑了自己生日當天來做“這件有意義的事”。

　　“整個過程還不到兩分鐘。”李旦說，她登錄后，填寫了自己的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碼，選擇愿意在身后捐獻的器官，然后填寫驗證碼，確認自己的捐獻志愿，捐獻登記就完成了。最后，她還得到一張電子版的器官捐獻志愿者登記證書。

　　然而，這樣的登記速度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聯合多家機構發起的《中國器官捐獻公眾意愿調查》顯示，83%的參與調查者愿意成為器官捐獻志愿者，56%的人不愿登記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兒登記或手續太繁瑣”。

　　“以前器官捐獻登記表非常復雜，像干部的政審表一樣。”黃潔夫說，“我們作過統計，在登記捐獻填表上，每增加一個項目，就會減少100萬人的登記。”

　　如何讓登記程序更便捷，黃潔夫把目光投向了移動互聯網。2016年12月22日，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與擁有4.5億實名注冊用戶的手機應用支付寶合作，在支付寶上開通了“施予受”網站登錄入口。據黃潔夫介紹，器官捐獻志愿者通過支付寶進行登記，姓名、身份證號自動通過支付寶個人信息提取，10秒就能完成登記。此外，系統還設置了取消登記等人性化設計。

　　記者登錄“施予受”網站看到，截至2016年12月29日，已有113284人登記。“支付寶開通器官捐獻登記服務兩天半就有4萬多人登記，這是‘施予受’網站過去兩年半才達到的登記數量。”黃潔夫說。

　　而在黃潔夫的眼里，聯手支付寶這樣的知名網企還有一個“成風化人”的考慮。“現在有這樣說法，認為器官移植有悖于中國傳統文化，但這樣的說法經不起推敲。”黃潔夫說，孔子談仁愛之心，孟子談人要有惻隱之心，中國傳統文化里也有“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觀念，器官捐贈恰恰說明中國傳統文化中始終閃耀人性的光輝。

　　“我們要在全社會營造公民志愿捐獻器官的愛心、文明、人道的社會氛圍，促進人們觀念的改變。”黃潔夫說。

　　移植：構建器官捐贈移植體系

　　器官移植是上世紀下半葉引進中國的醫學科學技術，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現已成為一種成熟的臨床技術。與其他醫學科學技術不同之處在于，器官移植手術需要有可供移植的器官才能進行。

　　2007年，國務院《人體器官移植條例》頒布實施，明確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應遵循自愿無償、知情同意、器官科學公平分配等原則。隨著各項改革不斷深入，到了2015年，中國就完成了10057例器官移植手術，是歷史最高一次。據預測，2016年這個數字將增長50%。但在黃潔夫看來，中國的器官移植還存在很多問題。

　　供體的嚴重缺乏，極大地制約著臨床救治工作。據估算，中國每年因終末期器官衰竭而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約有30萬人，而每年器官移植數量僅約1萬例。

　　為什么會存在這樣大的缺口？一大瓶頸是移植費用高昂，讓很多患者望而卻步。“雖然公民捐獻的器官是無償的，但是器官獲取、保存、運輸和移植手術都需要付出巨大成本。”黃潔夫說，發達國家器官獲取、保存、運輸的成本是由政府財政覆蓋的，因為器官移植屬于基本的醫療衛生服務。

　　2016年全國兩會，黃潔夫以政協委員身份提案建議將腎移植納入大病醫保，得到了人社部的肯定回復。但在他看來，真正把移植費用降下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醫保進一步徹底改革”。

　　另一個困難是供需缺口。“我們現在缺醫生、缺醫院、缺協調員。”黃潔夫說，目前全國只有幾百名器官移植醫生，能夠開展的手術在1萬例左右；具有器官移植手術資質的醫院只有169家。“我們呼吁增加到300到500家。”黃潔夫說。

　　隨著公民自愿捐獻器官數量不斷增加，一個特殊的群體——器官捐獻協調員也在不斷成長。他們很多都是志愿者，負責聯系捐獻者家屬、宣講捐獻政策和法規、協助完成捐獻……他們的工作一邊連著逝去，一邊連著重生。

　　“他們的工作就是和時間賽跑，為生命‘接力’不斷奔走。”黃潔夫說，他們是器官捐獻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支隊伍。到2014年底，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注冊認證的共1151名。

　　“必須有更多的人加入到這個群體中來，才能適應當前捐獻與移植工作不斷向好的新形勢。”黃潔夫說。

　　還有體制建設的不完善。“我們的人力投入還遠遠不夠。”據黃潔夫介紹，美國管理器官移植的專職人員是1500多人，中國政府中相關部委的力量太分散。“我們要搭建一個遵循世界衛生組織指導原則并符合中國國情的器官捐獻移植體系，包括：器官捐獻體系、器官獲取與分配體系、器官移植臨床服務體系、器官移植后科學登記體系和器官移植監督體系。”黃潔夫說，這需要相關職能部門有足夠的執行力。

　　走出去：為全球提供中國方案

　　2016年10月31日，美國學者羅伯特·勞倫斯·庫恩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不要誤解中國的人權進步》的文章，他認為中國近來在人權領域取得了兩大歷史性的成就。第一個成就是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第二個成就是2015年1月起，中國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獻成為器官移植供體的唯一來源。

　　的確，器官捐獻和移植工作涉及諸如文化、法制、倫理等深層次的社會問題，但中國人正在通過自己的辦法，逐步解決這些問題，走出了自己的路。

　　以長期飽受外界質疑的器官分配為例，為最大程度減少人工干預，中國如今已經把這項工作交給相關科研部門設計的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來完成。據系統負責人王海波介紹，該系統以患者的醫療狀況緊急程度和器官匹配程度等醫學需求作為器官分配的唯一準則，實施自動分配和共享，并向國家和地方監管機構提供全程監控。自2013年9月1日正式啟用以來，通過這項系統自動分配的公民逝世后捐獻器官達1.7萬個。

　　這個系統只是近年來中國不斷推進器官捐獻移植事業向前發展的一個縮影。2010年，原衛生部和中國紅十字會成立人體器官捐獻工作委員會，在社會中倡導形成一個器官捐獻光榮、生命永存的理念。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施行，減少了死刑罪名數目，還增加了“器官買賣罪”。2013年底，中辦國辦下發了《關于黨員干部帶頭推進殯葬改革的意見》，鼓勵黨員干部逝世后捐獻器官和遺體，給器官捐獻工作增添了強大正能量。2014年，《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志愿登記管理辦法(試行)》發布，對人體器官捐獻志愿登記者的權利和義務、登記流程等進行了明確……

　　“我們的相關法制在不斷完善，公民自愿進行器官捐獻的比例大幅提升，這是中國尊重人權、尊重法治，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最好展示。”黃潔夫說，如今，他正忙著推動整合《人體器官捐獻條例》《刑法修正案》及原衛生部和紅十字會開展公民自愿捐獻工作中下發的30多個文件和規定，打造一個升級版的“器官移植法”，呼吁建立一個更為陽光透明的捐獻體系。

　　中國的行動，也正在獲得世界贊賞的目光。

　　據悉，黃潔夫最近收到一封特別的邀請函，這封信來自梵蒂岡教皇。2017年2月，教皇科學院將召開反對器官買賣的全球性會議，世界衛生組織、宗教組織、全球器官移植協會等都將參會。不久，黃潔夫將率領一個代表團赴會，與海外各界分享器官捐獻與移植的“中國方案”“中國道路”。

　　 [編輯: 李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