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華網太原8月28日電(記者張羽、劉翔霄)在太行山中,追尋八路軍總部駐扎過的一個個村莊,崎嶇的山路上、殘舊的故址前,硝煙早已散去,我們想象當年八路軍將士們抗日的矯健身姿,能真切地感受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那時發端。
民族危亡時刻挺身而出
東北淪陷。
長城失守。
“七七事變”,日軍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日軍長驅直入,“亡國”,成為懸在每個中國人頭頂的利劍。
危難時刻,1937年8月22日,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原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司令部,朱德、彭德懷分任正副總指揮。八路軍總部在陜西云陽鎮宣讀抗日誓詞后,即率部由抗戰后方奔向作戰前線。
狂妄的侵略者宣稱“一個月占領山西,三個月占領中國”,未曾料想,他們的鐵蹄自此長期被困于山西無法南下。
“1937年8月30日,八路軍先遣部隊東渡黃河,經山西侯馬轉乘火車沿同蒲路北上。9月16日,朱德、彭德懷等率領八路軍總部,由陜西省韓城縣芝川鎮到達山西萬榮。”原山西省委黨史辦主任張鐵鎖說。
北上抗日的八路軍,與部分潰逃的國民黨軍隊逆向而行,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一支潰敗的東北軍從我的家鄉路過,士氣低落不說,個別士兵還搶老百姓的錢物。”90歲的老八路趙紀勛回憶。看著面前兩支隊伍,年僅14歲的他毫不猶豫,參加了八路軍。
1937年10月,在八路軍總部部署下,劉伯承親自指揮,時隔兩天、同一地點、率129師兩次設伏山西平定縣七亙村,殲滅日軍輜重隊,使困在舊關以南的國民黨部隊從日軍包圍中得以解救。
山西抗戰老兵耿文玉回憶,當時八路軍用的槍就跟“柴火棍”一樣,制式簡單落后,而這次戰斗中繳獲的日軍槍械讓戰士們很興奮。
“七亙大捷一舉出名,有力配合了娘子關國民黨軍正面戰場,遏制了國民黨內部的投降暗流。”平定縣原黨史方志辦主任劉春生說。
1939年7月,八路軍總部穿過日軍重重包圍,來到地勢隱蔽的山西武鄉縣磚壁村。磚壁村蕭江河老人回憶,朱德總司令抵達后即秘密召開會議,1940年著名的“百團大戰”打響,指揮部就設在磚壁。這次戰爭中,八路軍殲敵2萬余人,一舉破除日軍侵華“囚籠政策”。
對于八路軍總部,日軍恨之入骨。1938年2月,日軍根據情報,對八路軍總部進行過一次大規模轟炸,并宣稱朱德被炸死。中共中央十分擔心總部的安全,希望回到陜北指揮。但八路軍總部經討論認為應以國家利益為重,請示中央后,總部繼續東進逼近敵軍。
然而,1942年5月25日,日軍對太行抗日根據地進行“鐵壁合圍”大掃蕩,在指揮部隊掩護和八路軍總部等機關突圍轉移時,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壯烈殉國,年僅37歲。為紀念這位曾協助指揮百團大戰、黃崖洞保衛戰、粉碎日軍多次“掃蕩”、威震敵后的將軍,他的犧牲地山西遼縣已更名為左權縣。
“八路軍總部到來后,抗日游擊戰的光芒由晉東南和晉東北向東、向南照射。游擊戰從太行山向平原發展,擴展到河北、山東和整個華北。在華北抗日一線,八路軍共建立起13塊根據地,成為重要的抗日敵后戰場。”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史料研究部主任郝雪廷說,“如果沒有八路軍,這些城池、村莊、土地早已淪陷。”
著名抗戰專家薩蘇認為,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對中國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至關重要。他說:“敵后戰場開辟時正是日本預備南下的關鍵時刻,特別是山西所在的黃土高原。俯視整個華北戰場,使嚴重依賴后勤的日軍非常顧忌。從軍事角度講,敵后戰場是全民族抗戰的重要支撐點,如果沒有敵后戰場,抗日戰爭會非常難打。”
太原市檔案館公布一份館藏的八路軍總部行動路線圖,該圖反映了1937年9月至1945年8月期間,八路軍總部遷移的路線,八路軍總部在山西輾轉69處,這條難以形容的圖形可以清楚地說明,總部一直戰斗在日軍的腹地,是刺在敵人心臟的利劍。
凝聚各界力量共赴國難
山西長治市沁縣小東嶺村,白楊林立、地勢隱蔽。77年前,由八路軍總部牽頭,山西戰場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規模最大的一次高級軍事會議,就在村口關帝廟內秘密召開。
“一位村民引來了一些神秘的客人,分住在他的五個兄弟家中。多年后人們才知道,這些客人是朱德、彭德懷、左權、劉伯承等八路軍高級將領。”村支書閆兆勝說。
當時,八路軍連續報捷,而全國戰局嚴峻,徐州吃緊、潼關告急,蔣介石恐華北日軍南下,嚴令華北各軍一兵一卒不許過黃河,全部留在山西打游擊。但國民黨將領對游擊戰深感陌生,有些惶恐,希望得到八路軍的幫助。為鼓勵和幫助友軍堅持抗戰,1938年3月24日,國共在小東嶺召開東路軍將領會議。
“國共有30多名軍官參加,蔣介石、閻錫山派員出席。朱德主持會議,彭德懷、左權作報告。會議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分析全國抗戰形勢,宣傳持久戰戰略思想和八路軍的游擊戰、運動戰戰術,制定了作戰部署。”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史料研究部主任郝雪廷說,會議雖然只開了4天半,但提振了抗戰信心,對挫敗日寇“九路圍攻”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中國抗戰史上留下了極其巨大的影響。
事實上,在日軍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次日,中共中央即通電全國,號召結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
共產黨的抗戰也感召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線,各路精英紛紛來到八路軍的戰場——
在八路軍總部協調安排下,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從加拿大來到晉察冀根據地,帶領流動醫療隊活躍在山西靈丘縣一帶。在靈丘的三個月期間,他不僅親臨前線施治,還培養了一批合格的醫護工作者,傷病員死亡大為減少。
在晉察冀邊區,印度援華醫療隊醫生柯棣華全力搶救和日本軍隊作戰的傷員,并以自己的身體試驗治療當時在邊區流行的傳染病。
印度尼西亞歸國華僑李林來到山西,堅決要求到前方殺敵。1940年日偽軍瘋狂“掃蕩”,任晉綏邊區行政公署行政委員會委員的李林為掩護機關和群眾突圍,自己卻被圍困,她將最后一發子彈射進喉部,壯烈殉國,年僅25歲。
……
在山西洪洞縣高公村、馬牧村駐扎期間,八路軍總部積極推進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與閻錫山、衛立煌的共同抗戰協議,都在這一時期達成。”郝雪廷說。據介紹,那一時期成立的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由續范亭任主任委員,是全國少有的具有戰時政權作用的統一戰線組織。
1937年9月22日,朱德總司令到山西嶺口會晤閻錫山,簡要商談了晉東北前線軍隊布防問題。次日朱總司令到達山西五臺縣城,八路軍總部即指示115師集中連以上干部召開緊急會議,部署平型關戰役。24日,八路軍總部指示115師派部分營以上干部,火速到平型關前線偵察敵情。
“25日平型關戰役已打響。八路軍總部在五臺縣南茹村坐鎮指揮,殲敵一千多人,毀敵汽車一百多輛,軍用物資若干,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大大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南茹村村支書聶俊秀說。
記者到訪南茹村時,村干部已換了幾屆,但這段歷史無人不曉。
人民的戰爭,人民的選擇
大量有關八路軍總部的歷史遺存,散布于今山西長治、呂梁、臨汾、忻州等地。70年前,八路軍補給奇缺且無后方,這是歷史任何一支軍隊沒有經歷的困難,但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總面積達246萬平方公里、人口近億人,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烈火燒遍長城內外、大河上下。
“八路軍總部抵達太行山后,因作戰區域不固定、農業生產不正常,加之擴軍等原因,糧食供給出現嚴重困難。但八路軍嚴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做到了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干部沖鋒在前、享受在后,八路軍很快在群眾中就有了號召力。”老八路王宗如、耿文玉等人回憶說。
受此感召,華北、甚至整個敵后群眾的愛國熱情被激發,紛紛加入抗日救亡。山西長治市黨史辦宋河星說:“八年抗戰期間,八路軍總部走遍太行山35個縣82個村莊,僅在武鄉縣就先后5次進駐9個村莊。”
據介紹,在這個僅有14萬人口的小縣,有9萬多人參加抗日,其中2萬人犧牲。山西孝義市石踐村有400多口人,其中120人成為了八路軍戰士,22人犧牲。除八路軍正規部隊,根據地民兵發展到180余萬,支前的群眾更是難以計數。
“已經寒冬臘月,戰士們還穿著草鞋、衣服單薄。在這種條件下他們還能打勝仗,群眾打心眼里愛戴。”山西平定縣七亙村的董保和老人說。時任婦委會主任的她,發動全縣婦女一起,烙餅子、做鞋、做衣服送上前線。
“戰爭之偉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真正使日軍陷入到人民戰爭汪洋大海之中的,不是別的,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人民大眾創造的抗日游擊戰。”《山西軍事志》副主編牛惠玉認為。
在山西及以外,八路軍總部輻射到的地域,中國民眾自發紛紛加入游擊戰,使日軍遭受嚴重打擊。日軍參謀山崎重三郎著《毛澤東游擊戰略把百萬帝國陸軍弄得團團轉》一文提到:“毛澤東的游擊戰,堪稱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游擊戰。它是一種全民總動員的攻勢戰略。”日本《華北戰紀》作者桑島節郎在書中說:“1943年后八路軍慢慢形成正規軍、地方軍、民兵的軍事體系,從此華北的作戰局面出現逆轉。”
而八路軍總部在山西等地民眾中的廣泛影響,亦被美國等二戰國家視為中國抗戰取得勝利之根本。戰時年代,美駐華外交官戴維斯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預言,“國民黨統治集團為了自私的目的而在犧牲著中國的利益,而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有積極的廣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軍隊”“共產黨人將成為最強有力的和最有建設性的統一中國的力量”。
民心向背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因素。人民之所以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的政治路線贏得了民心。1940年毛澤東主席提出:在中國,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并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嘴里喊的不一定是領袖,人民心中的,才是真正的抗戰領袖。”張鐵鎖說。
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再次證明了幾千年來政權興亡的定律: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戰爭是打敗日本侵略者的制勝法寶。這條真理不僅在抗日戰爭中,在解放戰爭中也得到了印證。
[編輯: 李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