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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學忠是張學良指定的東北軍負責人。張學良對于學忠一直十分賞識，多次委以重任，并兩次把東北軍交給他統率。張學良生前對于學忠一直念念不忘，說：“我是用你我不疑你，疑你我不用你。我最主要的兩員部將，一是于學忠，一是王樹常。”在90壽辰時，張學良還感慨地說：“我忘不了于學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啊。”足見張學良對于學忠的深深思念和緬懷之情。本期的《發現青島》，我們就來說說抗日名將于學忠。

　　于學忠與張學良淵源深厚

　　于學忠(1890～1964年)，字孝侯，山東蓬萊人，清光緒十六年十月八日(1890年11月19日)生于旅順口教場溝毅軍軍營內。據魯青抗戰史研究專家張成先生提供的《于學忠將軍傳》記載，于學忠的父親于文孚，原系清末愛國將領左寶貴部下，后與張作霖同為毅軍創建人宋慶的部下，任毅軍幫統。在甲午戰爭中，于文孚曾遠征朝鮮和日軍作戰。日軍占領旅順和大連后，不斷向縱深推進，大肆屠殺無辜，當宋慶率領毅軍在遼河下游抵抗時，于文孚又追隨宋慶參加了抵抗日軍的戰斗。當日軍攻陷營口后，于文孚和張作霖曾在宋慶的指揮下共同守衛田莊臺，但最終失敗了。

　　據說，張作霖還曾受到過于文孚的“庇護”，兩人關系很好。張學良曾說：“我父親當戈什(即戈什哈)，就是給宋慶當衛士。當時的戈什達，即衛士長，是于學忠的父親于文孚。”因此，于學忠和張學良日后也結下了深厚感情。

　　于學忠出生之時，正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之際，此時的遼東半島風云變幻，大戰一觸即發。于學忠母子難以在旅順安住，被迫在甲午戰爭前返回了蓬萊。

　　于學忠從8歲起在蓬萊小李家村上小學，成績始終名列前茅。家里窮，經常揭不開鍋。每逢年三十晚上，經常有債主上門討債。于學忠因家貧曾中途輟學，后在友人的資助下于1908年入陸軍部陸軍速成隨營學堂炮兵科。1911年，于學忠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從此成為職業軍人。1921年秋，川鄂戰起，鄂軍戰事失利。適逢兩湖巡閱使吳佩孚至宜昌督戰，于學忠求見吳佩孚，面陳反攻計劃，被吳佩孚采納。后激戰五晝夜，擊退川軍。于學忠遂聲名顯赫，從此被吳佩孚賞識，由營長逐級提升為軍長。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席卷湖南，直指武漢，吳佩孚狼狽逃入河南。1927年5月，吳佩孚見大勢已去，便到于學忠軍中暫住。他對于說：“我的部隊就交給你了，你可以去投張學良，但無論如何不能去投蔣介石。”

　　吳佩孚在北伐戰爭中失敗后，于學忠成為蔣介石拉攏的對象。但于學忠撕碎了蔣介石派人送來的委任狀，離開軍隊返回蓬萊務農。

　　1927年夏，于學忠到北京見張作霖，張作霖說：“我和你父親是很好的朋友，現在我們來一起合作，我的隊伍待遇咋樣，你的隊伍待遇也咋樣，你看好吧?”于學忠說：“我不敢說合作，我的隊伍歸大帥統轄，憑大帥改編調用，我父命我代向大帥問好。”張作霖說：“那好吧，咱們就這樣辦，你歸張學良指揮。”于學忠被任命為奉系第四方面軍團第20軍軍長，歸張學良指揮。

　　于學忠發動“蘭州事變”始末

　　1932年8月，于學忠被任命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軍軍長。熱河失守后，蔣介石逼張學良下野，張學良將東北軍交給于學忠統率，命他頂住日寇進攻，保住華北地盤。于學忠堅決抗日，釋放過多位共產黨人，遭到了日本方面和蔣介石的嫉恨。何應欽按日寇要求，曾一再逼于學忠辭職，都遭到嚴詞拒絕。后蔣介石干脆強行免去其河北省政府主席的職務，令其率部西調陜甘。

　　于學忠西調后，拒絕“剿共”。此后，張學良在力諫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無效之后，與楊虎城等愛國將領毅然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在“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在西安召開東北軍師長以上將領秘密會議，在會議結束前，張學良對全體將領說：“如果蔣介石把我扣押了，你們大家都歸于學忠指揮，散會后你們要即行各回防地。”

　　于允賢在《一代名將——于學忠》一文中說，根據張學良的指示，在“西安事變”的當天夜間，于學忠親自指揮發動了“蘭州事變”，命令蘭州駐軍解除蔣介石的嫡系 、胡宗南的二團和綏靖公署朱紹良特務營及與軍統有關的部分警察的武裝，對重要人員限制自由，有力地支援了“西安事變”。張學良在送蔣介石回南京時，又將東北軍的兵權交給了于學忠。蔣介石背信棄義扣押張學良后，東北軍 、西北軍與紅軍組成了“三位一體”的西北軍事聯盟，于學忠、楊虎城與周恩來一起主持西北大局，最終達到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目標，扭轉了“先安內、后攘外”的歷史逆流。這是國共合作的重大事件，于學忠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張學良被蔣介石扣押后，于學忠曾四次親赴南京，當面要求蔣介石釋放張學良，提出只要放張學良，他本人寧愿被解除兵權，削職為民，歸園田居，永不出頭。“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于學忠率部東調，先后任江蘇綏署主任，第三、第五集團軍總司令兼51軍軍長。

　　“無不可戰之兵”

　　抗戰爆發后，日軍迅速占領了南京、濟南，繼而又兩路夾擊戰略重地徐州，妄圖消滅這一戰區的國民黨軍主力。此時，于學忠受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于學忠的51軍受命堅守淮河。

　　1938年1月末，于學忠抗日的第一場大戰開始了。據于允賢記敘，戰前，部下像往常那樣請示于學忠：“拼不拼?”于學忠說：“現在打日軍不拼還行?不拼還能對得起中國人嗎?在中國還能站得住嗎?”在得知重要陣地賈家埠是由他的叔伯兄弟于學道防守后，雖然兄弟兩人關系密切，在軍隊一起生活了幾十年，但是上了戰場，面對民族仇敵，于學忠卻在電話中對師長牟中珩說：“你告訴于學道，奪不回陣地，我連他一起槍斃。”這句話在部隊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極大地鼓舞了官兵的士氣。在這次戰斗中，于學道雖然身負重傷，卻仍然堅守陣地，英勇殺敵。

　　于學忠以兩個師的兵力約25000人，死守小蚌埠，血戰臨淮關，頂住日寇3個師團共計4萬人的瘋狂進攻。副軍長韓博文對于學忠說:“你是集團軍總司令，不必守在前線。”于學忠回答:“我在陣地在，可以激勵士氣！”在連續8天的防守中，51軍傷亡7000人，但他們守住了淮河，日軍的傷亡達9000人以上。

　　淮河一戰，使于學忠和他的51軍聲威大震，當時的中外媒體都稱51軍為“血肉長城”，于學忠則被譽為“偉大的將軍”。在國民黨一級上將中，只有于學忠在抗日前線負過4次重傷，這也為他贏得了全國軍民的尊重，日軍對他既恨之入骨，又畏之如虎。

　　于學忠奉命率疲勞之師增援臺兒莊時，任中央兵團副總指揮，在率部智取韓莊、堅守防線、爭奪賈家埠、血戰禹王山戰斗中再立戰功。徐州撤退時，于學忠任魯南兵團副總指揮，率部負責殿后。戰區的要求是堅持到5月20日，51軍沒有提前一分鐘撤退。一直堅守到20日晚8時，于學忠才率部開始撤離，這時所有道路都被封鎖，于學忠部曾被敵切成數段，分割包圍。之后，部隊分散，自選路線，分別向確山、信陽集中待命，在河南明港又奇跡般地陸續集結。由淮河出發時全軍近20000人，回來仍有15000人，除犧牲者之外，沒有擅離一人，甚至還有其他部隊的官兵慕名前來投靠。

　　此后，于學忠又率領部隊參加了武漢保衛戰。武漢保衛戰是抗戰以來戰線最長、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并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次會戰。國民黨軍隊分左、中、右3個兵團，于學忠任左翼兵團副總司令、代總司令，指揮2個集團軍 、2個軍團暨6個軍13個師和一些直屬部隊參戰，在大別山北麓打得非常堅決。

　　于學忠因屢立戰功，多次受到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嘉獎。于學忠善于將兵，他說過：“無不可戰之兵，只有不可戰之官。”

　　蔣介石非常賞識于學忠

　　蔣介石亦非常賞識于學忠剛毅果斷、重義重情的品格，以及優秀的軍事指揮才能和實戰經驗，多次容忍他的嚴重對抗行為。解放戰爭時期，蔣介石要于學忠到東北和山東打內戰，于學忠拒絕前往。于學忠終不為蔣介石所用，令蔣遺憾不已。據說，“西安事變”時，逮捕蔣介石的士兵在其外衣口袋中發現一個小筆記本，記載著蔣的內心私話，內中有關于于學忠的幾句話:“于學忠兩目炯炯，是一將才，可惜為張學良所用。”

　　盡管如此，在蔣政權被徹底打垮后，蔣介石仍然“一再鄭重表示”，要于學忠同去臺灣，“意在強迫飛臺”。于學忠堅決拒絕了這一安排，找了個借口到重慶鄉間隱居了起來。全國解放后，周恩來派飛機將于學忠接到了北京。但一生淡泊名利的于學忠，只接受了一個河北省政府委員和一個不領工資的體委主任之職。

　　于學忠的重情重義充分體現在他處處為張學良著想。他私下里對部下說，他不能負于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張學良。于學忠曾答應過張作霖，要一心輔佐少帥張學良。他兢兢業業，深得張學良信任，處處為張學良的生命安全考慮，時時將張學良的利益作為自己的取舍標準。他認為，自己凡事低調一些，張學良就會好過一些。

　　1964年，于學忠在北京因病去世。躺在北京醫院的病床上，于學忠念念不忘的還是張學良能否恢復自由。城市信報/信網見習記者 劉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