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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于全興回訪云南丘北的顧彩蓮一家。這個家庭因"幸福工程"和于全興的幫助已經脫困，上圖中的兩個孩子也已長大。

　　34次來來回回，跑過12個西部省市自治區、94個貧困縣，探訪306個村莊，拍攝記錄了1100多位貧困母親。這是53歲的天津師范大學攝影系主任于全興過去15年的一個生活縮影。

　　2015年6月，于全興所著《平凡的母親》出版，書中搜集了多年以來拍攝的照片和紀實文字。其中黑白照片居多，向世人展示了極度貧困的母親們灰暗的生活底色；為數不多的彩色照片出現在書末，則昭示著她們在堅韌與抗爭之后，迎來生活轉機。

　　俗語說，善待母親就是振興一個民族；于全興認為，“母親”是家庭的靈魂，靈魂倒了則家難保全。這是于全興用鏡頭對準貧困母親的原因之所在。他迫切想要用鏡頭為中國貧困母親立傳，讓更多人看到她們的存在，幫助她們將黑白底色的生活過成彩色。

　　“讓我到西部去采訪”

　　6月16日上午，于全興站在天津師范大學攝影系辦公室，面對一桌子等著他簽名的《平凡的母親》忙得焦頭爛額。6月15日，于全興剛從北京“幸福工程”活動現場返回學校，攝影系六十多名畢業生需要他一一送走。6月16日上午的學院會議結束以后，他又得收拾行囊趕赴內蒙古，完成那里的拍攝任務。

　　這個任務始于十多年前。2000年年底的一個上午，于全興“闖”進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副秘書長葛振江的辦公室，提出要參與“幸福工程——救助貧困母親行動”，為中國貧困母親留下真實的影像記錄。

　　“幸福工程”始于1995年，是一個以“小額資助、直接到人、滾動運作、勞動脫貧”的模式幫助西部貧困母親“脫貧”的慈善項目。彼時于全興正在天津《家庭報》工作，受命參與組織天津地區的募捐活動。

　　誰也沒有料想他的人生軌跡自此發生改變，并讓那些于西部深山中獨自抗爭貧窮的母親們為外界知曉。活動中，那些“掙扎在生死線上的貧困母親”撥動了他心中的一根弦。他想到了自己年少喪父、貧窮困頓的經歷，以及撫養六個子女、飽嘗生活艱辛的母親。

　　時隔多年，于全興仍記得母親用撿來的白菜幫子摻和玉米面做菜團子的場景，那時他常圍在母親左右，等待“美食”出鍋。于全興愛畫畫，但沒錢買工具，逢年過節，就自己刻些小玩意兒去賣，母親則用不多的布票為他做畫夾子，之后這個畫夾子陪他度過天津美院四年求學生涯，保存至今。

　　于全興想定格那些平凡卻又偉大的母親形象。這就是他要求參與“幸福工程”的初衷。

　　2001年1月2日，于全興登上了航班，開啟了青海、甘肅、寧夏一線的采訪拍攝。飛機飛離地面，熟悉的城市漸趨模糊，于全興覺得“一種機緣”將他拉進了另一個世界。

　　與真正的貧窮相遇

　　那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交織痛苦與掙扎的世界。

　　6月16日午后，于全興向記者說起14年前的青海之行，依舊能清晰記起當時所受的震撼。

　　2001年1月，于全興剛剛降落至青海高原，還未從稀薄的空氣中回過神來，就被眼前生長于冰天雪地的貧窮擊中了。童年記憶及媒體從業經歷讓于全興自以為了解世間疾苦，對“貧窮”體會頗深，但直到到了青海，他發現自己真正地認識了“貧窮”。

　　2001年1月9日，于全興偶遇貧困母親才仁巴毛，彼時疾病剛剛奪走她的丈夫，她12歲的女兒巴青才仁正被腹痛所折磨，但這個家庭年收入不過600元，難以支付醫療費用，她的女兒只能用胳膊肘頂著腹部來“止痛”。

　　于全興決定改變拍攝行程，帶巴青才仁去看病。“帶巴青才仁走時，她的母親和她吻別。一個家庭的希望，一個母親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于全興在采訪筆記中寫道。最終，巴青才仁所患疾病確診為膽囊炎，整個治療花了70多元錢。這筆錢對城市居民而言也許僅是一頓飯錢，對雪域高原的貧困人家來說卻是救命錢。

　　讓于全興揪心的是，巴青才仁將于全興遞過來的蘋果啃了一口，就小心翼翼地塞進袍子里，準備帶回家與母親分享——小女孩長這么大，從未吃過蘋果。這讓于全興“腦子一片空白”，一個人跑到屋外拼命抽煙。

　　對才仁巴毛家的采訪結束時，于全興掏出150元錢，讓才仁巴毛置辦年貨。對方雙手合十，舉過頭頂，為他祝福。于全興哭了一場。

　　其實，在于全興動身前，《大眾日報》圖片總監孫京濤曾以朋友的身份特意囑咐他：不要給那些母親錢物。孫京濤的解釋是，這種告誡雖然近乎冷酷，但紀實攝影真正的價值，在于用充分有效的圖像告知人們真相，召喚社會力量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個人的憐憫行為微不足道。

　　不過，孫京濤也知道這種勸告根本無效，如他所言，“仗義豪俠、從心而動才是全興的本我。”

　　“于老師是帶著相機與錢去采訪，最終帶回相機與照片。”幸福工程組委會國內項目部主任劉麗容與于全興合作了15年，她說這種狀態也持續了15年。

　　2001年1月19日，青海之行結束，于全興飛回北京。迥異于青海雪原的空寂遼闊，首都機場無時無刻不熱鬧繁華，旅客們衣著光鮮、步履匆忙地奔走世界，與此同時，在一些被遺忘的角落，才仁巴毛們為貧窮禁錮，不能動彈。

　　這讓于全興感到不適——“好像我已不屬于這種文明。”他說。

　　15年拍下十余萬照片

　　第一次采訪讓于全興“方寸大亂”，也堅定了他繼續拍攝的決心，原定一年的拍攝計劃延至今天。青海，寧夏，云南，貴州，四川，新疆……于全興用那雙大學時期受過傷的腿，走遍了西部12個省、市、自治區。他見過了太多的貧困，每摁一次快門就是一次觸動。

　　2001年4月，于全興在云南山區初見顧彩蓮時，她與丈夫帶著兩個孩子，住在建于亂石堆中的茅草屋內。顧彩蓮“窮到了極致”，糧不夠吃，自己生病沒錢治，靠編竹籮賺一百來塊錢，逢年過節給孩子買肉吃。

　　2006年4月，于全興來到貴州納雍縣豬場鄉，那里的八成村民靠賣血掙錢，他們結伴而行去賣血，“仿佛趕集一般”。

　　水菁村的祝賢美帶著孩子住在茅草房里，丈夫不知所蹤。為了換取買化肥和鹽巴的錢，祝賢美最多的時候一個月賣血兩次，每次能得60元。她帶著灰色布袋，從家里出發到縣城，走路八個小時，最后坐在鋪有瓷磚的醫院大廳，等待護士喚她名字，排隊驗血、輸血，拿錢走人。晚上回不了家，祝賢美住在縣城，餐費一元五角，住宿兩元。

　　于全興跟著她拍完全程，心酸到了極點。離祝賢美家不遠的楊會沒有賣過血，賣血需要身份證，而辦證需要20元錢，她拿不出來。

　　四川阿壩黑水縣知木林鄉熱里村的葉興初丈夫早亡，帶著兩個女兒住在借來的房子里。那是一處石頭壘就的窩棚，漆黑潮濕。9歲的大女兒成績不錯，但交不上40元的學費，于是輟學在家。于全興掏出60元遞給她，小女孩一愣，“撲通一下跪了下去”，被于全興拉起來后，接著就跑去學校報名。

　　2001年到2015年，于全興拍了十幾萬張照片，“每一張照片背后都有一個故事”。有些故事感人，有些故事悲傷，有些故事則殘忍——所有的故事都很真實。

　　2002年以后，于全興在“幸福工程”組委會的支持下，辦了幾次以“貧困母親”為主題的攝影展覽，這些“比文字更能打動人心的紀實照片”引起轟動。

　　展覽會上，一位女大學生被顧彩蓮眸子里透出的堅韌感動得哭了，她覺得照片中的這位母親在和她說話。于是她找到于全興，要了顧采蓮的地址，寄了一筆錢過去。2005年，他回訪顧彩蓮家時，這位母親已陸續收到2.8萬元捐款，買上了牛、羊，開始脫貧。

　　2015年年初，于全興再次來到顧彩蓮家。新建的屋頂上掛滿臘肉，開在寨子里的小賣鋪生意還算湊合，照片中那位膽怯的小女孩早已出嫁，顧彩蓮背著的男孩則長成了大小伙子，現在正為考上大學努力。曾經會為一袋鹽巴憂心的顧彩蓮，現在可以較為輕松地坐在家里收看電視。

　　越來越多的貧困母親通過“幸福工程”提供的小額無息貸款，換取牛、羊等生產資料，獲得脫貧機會。她們褪去貧窮以后的“幸福”，匯聚成了于全興相機里帶著笑臉的彩色照片。改變雖然緩慢，但真實地發生了，這讓于全興感到欣喜。相比于那些照片為社會認可的榮譽，于全興更看重貧困母親們生活改善以后帶給他的“愉悅”。

　　貧困母親仍有近千萬

　　日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目前全國農村尚有7017萬貧困人口，約占農村居民的7.2% 。根據“幸福工程”組委會統計，其中貧困母親人數接近1000萬。

　　于全興繼續在為貧困母親們忙碌著，這已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的辦公桌上是學生的畢業論文、攝影作業，窗戶邊上的書架主要是兩樣東西：“貧困母親”系列書籍，畢業學生的攝影作品。顧彩蓮的照片被裝裱起來，擺在桌前的窗臺上。

　　但顯然，他的精力已經無法支撐他完成更多、更久的遠行，他無法拍攝到所有貧困母親，他所拍攝到的母親也并非所有都獲得了“幸福”，因此他舍不得放棄拍攝西部母親的這項事業，“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一起做。”

　　2004年，于全興離開《家庭報》，至天津師范大學任職，他開始有意識地培養學生關注這一群體，多次帶著他們到云南、青海等地拍攝“貧困母親”。

　　今年研究生畢業的李亦涵曾兩次跟隨于全興前往云南采風。遠在千里之外的西部母親刷新了李亦涵對于貧困的認知，從云南回來以后，李亦涵一直與當地一名采訪過的小孩保持聯系，經常會郵寄衣物或錢過去，并開始將鏡頭對準身邊的弱勢群體。

　　幾乎每個參與到拍攝計劃中的年輕人都有類似的收獲。于全興辦公室的墻壁上貼著一張寫于2014年年底的賀卡：“于老師，我也想成為像您一樣的人，帶給更多人溫暖。”落款是攝影系2013級的一名學生。

　　“還要拍多久？”當記者把這個問題拋出來時，于全興的回答是：“走不動了再說。”

　　文/本報記者何利權  圖由受訪者提供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編輯: 劉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