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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遇比一般人菲薄，時有遭人暗殺的風險，他們卻堅持以言救國。有的致力于用社論鼓舞士氣啟發民智，有的仗義執言不惜得罪大人物，也有的告別父母妻兒，奔赴戰場一線出生入死，只為獲得第一手的戰事訊息，僅大眾日報社就有530余名干部、職工在工作和戰斗中英勇捐軀。抗戰8年，也是他們以筆刃敵、共同鑄就國人“精神長城”的8年。抗戰期間各個角落，這群“健筆救國”的新聞人，從未缺席。

　　恬淡文人，嘔出肝膽

　　他去世時，毛澤東從延安發唁電稱他“堅持抗戰，功在國家”；周恩來親到靈堂吊唁，稱他是“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蔣介石也到靈堂致哀。一位報人，能受到國共兩黨領導人如此禮遇，實屬罕見。

　　他就是用30年的時光、3000余篇稿件，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了光彩一筆的張季鸞，被人美譽為“一個時代之活歷史，一個文人論政的典型”。

　　1941年9月6日，張季鸞在重慶去世時，李賦英只有5歲。作為張季鸞的外甥女，李賦英對舅舅的了解，最初只是母親年年帶她給舅舅上墳。年長懂事后，李賦英從親友的描述和史料上了解到，外界對舅父的隆重悼念，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在抗戰時期，他在新聞陣地為國家和民族作出了重要貢獻。

　　張季鸞，1888年出生于山東鄒平，祖籍陜西榆林。1911年參加《民立報》工作，1926年與吳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記公司，接辦天津《大公報》，任總編輯兼副總經理。在主持《大公報》筆政后，張季鸞提出了著名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主義辦報方針。15年間，馳騁報壇，聲名遠播海外。

　　張季鸞懷抱著以言救國的理想。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前一兩年，《大公報》就連篇累牘地發表社評及專文，呼吁關注東北危機。事變發生之后不久，張季鸞指揮《大公報》開辟了“明恥”和“教戰”兩個專欄，前者系統講述甲午以來中國對日本的屈辱史，后者闡明現代戰爭、武器的發展情況，為此還開辟《軍事周刊》，由當時最有名的軍事家蔣百里先生主編，影響深遠。

　　他的社論更是使《大公報》大放異彩的金字招牌。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張季鸞連發出11篇社論，其中一篇《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曾在西安城中用飛機廣泛散發40萬張，促進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1937年9月18日，上海戰火紛飛之際，《大公報》武漢版創刊。張季鸞進入一生中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時候。他寫下了《中國民族的嚴重考驗》、《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振奮人心的社評，與對日妥協派汪精衛做斗爭。1937年12月上旬，南京危在旦夕，他寫下了《最低調的和戰論》，講明利害和大是大非，呼吁人們堅定長期抗戰的信念，喚醒了很多意志本來并不堅定的人。

　　抗戰時期，《大公報》發表的最有名社評是1941年8月19日的《我們在割稻子》。彼時，張季鸞因患肺病已臥床不起。他的繼任者王蕓生前去探病時，聊起日軍對重慶發動大規模轟炸的局勢。聽到王蕓生唉聲嘆氣，病床上的張季鸞擁被而起，提議以農民搶割稻子的細節鼓勵人們堅持抗戰。“天氣晴朗，敵人在無聊的轟炸，而我們的農民卻在田間割稻子，有了糧食，就有了精神，我們的軍隊就能戰勝敵人。”

　　18天后，張季鸞病逝，終年53歲。

　　李賦英說，張季鸞一生能置產而不置產，能有錢而不要錢，身后留下深愛的四歲幼子和年輕的妻子，卻無財產可繼承。舅母曾戲謔說，“張家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

　　“恬淡文人，窮光記者，嘔出肝膽。”對于這位著名報人，于右任如此評價。

　　“重慶陪都的無冕女王”

　　至今，年逾古稀的著名京劇理論家徐城北仍有一大心事——“我為自己一輩子沒當過一天記者而遺憾。”他說，自己在年幼時，第一個目標就是當記者。這種志向來自同為《大公報》記者的父母對他的熏陶。

　　徐城北的父親徐盈擅長經濟通訊，母親彭子岡關注時政社會題材。抗戰8年期間，彭子岡以富有個性色彩的新聞和通訊針砭時弊，為苦難的民族吶喊，被稱為“重慶陪都的無冕女王”。

　　彭子岡同情社會下層勞動人民。壯丁、工人、車夫、難民、流浪兒都是她采訪的對象。她寫《傷殘兵在后方》，幫從火線下來的傷病員們發聲，批評國民黨當局只要壯丁當兵，卻不優待軍人家屬，不關心傷殘士兵，“實際這是不利于抗戰的”；她還訪問市郊“日本戰俘管理所”，寫《日本戰俘在中國》，抨擊日本好戰派的罪行；她也寫人力車夫，說“在缺乏汽油以及現代交通工具的非常時期，成為陪都主要交通力量的人力車夫，他們才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他們的職業是神圣的。”

　　彭子岡也寫大人物。為了挖掘新聞，她曾躲在國民黨參政廳的鏡子后面，混跡于警察局內，寫出的新聞常常受到群眾歡迎，卻讓官僚頭疼。

　　最犀利的一次是在1940年國民政府召開的節約勸儲的記者招待會上，聽聞孔祥熙大談養生之道，彭子岡鋒芒畢露地質問道：“這幾年，前方戰士浴血奮戰，后方百姓節衣縮食，都是了為爭取抗戰勝利。孔院長，你可以看一看，在座的新聞界同業個個面有菜色，唯孔院長心寬體胖，臉色紅潤，深得養生之道。可否請孔院長深談一下你的養生之道？”一番話讓孔祥熙無地自容只好打哈哈，自此落得“哈哈孔”的外號。

　　在國統區報道，仗義執言要冒很大風險。彭子岡不在乎這些，有種說法是，只要大公報敢登，彭子剛就敢寫。

　　1988年1月9日，這位中國近代新聞史上屈指可數的女記者病逝于北京。在告別儀式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了一則報道，題為《握一管神筆 有兩只慧眼—— 著名女記者子岡默默離去》。

　　一手拿槍，一手拿筆

　　抗戰時期，亦有很多記者奔赴硝煙彌漫的戰場，在前方一線實現自己健筆救國的夢想。

　　著名報人曹聚仁在臺兒莊前線采訪時，就遇到了《大公報》記者范長江、《新華日報》記者陸詒等20多名記者。戰地記者們聚到一塊，彼此間在新聞業務上的競爭是難以避免的。“到了前方，各顯神通，各找門路。那一時期，記者們住處不同，彼此相見，也極少談到軍情，所謂業務機密也。”曹聚仁曾寫道。

　　憑借著對國民黨第二集團軍軍長孫連仲的專訪，和一位副官在閑談中提到的“我們正準備反攻”的細節，曹聚仁敏感地注意到了臺兒莊前線戰局的變化。最終，快于其他戰地記者，搶占了新聞先機，成為第一位發布臺兒莊大捷新聞的戰地記者。

　　在戰場上采訪的曹聚仁裝備齊全，有手槍、鋼帽和防毒面具。有種形象的說法是，戰地記者們“一手拿槍，一手拿筆”。

　　像曹聚仁這樣能從一線安全走下來的記者還是幸運的。在著名的徐州保衛戰中，大批采訪記者被包圍其中，差點全部命喪戰場。也有很多記者倒在了戰場上，為熱愛的新聞事業付出了生命。

　　已故大眾日報社總編輯、黨委書記朱民在回憶錄中寫道，1941年，日軍派出5萬多兵力對沂蒙山區抗日根據地進行冬季“大掃蕩”。在這次反掃蕩中，大眾日報社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由通訊部部長郁永言和電臺臺長葉鳳川率領的戰時第一新聞小組的30多位同志，不幸陷入敵人在大青山的包圍圈內。除個別突圍出來以外，其余全部壯烈犧牲。

　　即便環境惡劣，大眾日報的新聞工作者堅持出版了20多期戰時油印報紙。這些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報紙由交通員穿過層層封鎖，送到抗日軍民手中。雖然字跡歪歪扭扭，模糊不清，但它們在反“掃蕩”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報紙，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傳遍東、西蒙山。一些分散在地方上堅持反‘掃蕩’的領導機關、學校、醫院，還派人冒著生命危險，沖破敵人封鎖線和包圍圈，找到報社戰時新聞小組駐地來要報紙。”朱民曾回憶。

　　收入低面臨暗殺危險

　　對于抗戰中為國殉職的記者，《新華日報》于1941年發表的一份并不全面的統計顯示，遭敵偽殺害的記者有15人，被敵機轟炸殞命的記者有11人。

　　江西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張在興研究發現，進入全面抗戰后，記者的收入開始整體下降，生活水平越來越低。而在敵后中共領導下的一些記者，生活更是艱苦，連溫飽都很難保證，“在敵后的新聞記者與敵后士兵尤其艱苦，三元四元一月的薪水，就是記者的全部待遇。在大后方，表面上新聞記者的薪水，平均在七八十元左右，然而物價猛漲，生活不易。”

　　新聞記者的收入總較一般人菲薄，而其精力的消耗、工作的繁重，并不比一般人輕。對于記者的健康問題，當時有記載稱“一般新聞記者往往在三十歲左右已呈蒼老之象，體輕、面黃、近視、發白，等到四五十歲，學識經驗豐富成熟，正是有為的時候，卻已身體日衰，漸行不支，而致中年謝世。”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物質條件的貧乏以外，記者們需要面對的還有復雜的政治環境。抗戰時期，針對抗戰記者的恐怖、暗殺事件層出不窮。上至報社社長經理，下至平頭記者，都有可能成為被暗殺的對象。

　　1939年2月，上海的中外著名報人大多收到了署名最正直之真正華人協會的恐嚇信函，信中稱將置本埠大批中外男女報界人物于死地。1940年7月2日，汪偽組織曾在漢奸報上發布‘通緝令’，列入黑名單的共83人，其中新聞界人士約近半數。后來發生的事件證明這些被通緝的記者有很多遭到了暗殺，而這些案件多成了懸案。

　　當然，這些并沒有嚇倒記者們的壯志。用曹聚仁的話說，“臨到天亮的那一刻，照理是要黑一陣子的。大家迎著晨曦，總是快樂的成分多。”他們最終等來了天亮時分。

　　記者 朱艷麗

　　抗戰期間遭日偽殺害的部分報人

　　王寶堂，天津益世報社社長

　　蕭韓榘，南京華興報總編輯

　　瞿紹伊，上海申報編輯委員

　　朱惺公，上海大美晚報副刊編輯

　　蔣化棠，山東民國日報編輯主任

　　張祖秋，山東民國日報記者

　　張相時，山東民國日報記者

　　高鳴九，山東公報記者

　　張子肱，歷城周報社社長

　　姜子正，某軍隨軍記者

　　張似旭，上海大美晚報經理

　　邵虛白，上海大光通訊社社長

　　程振章，上海大美晚報編輯

　　張濟平，江南日報經理

　　金華亭，上海申報編輯

　　據《新華日報》1941年發表的一份不完全統計。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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