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楊祥璽

　　從證明“我媽是我媽”到證明“我是我”，被折騰的為啥總是老百姓？原因就在于，某些政府部門根本沒搞清楚自己的服務角色，而是高高在上，把群眾當成需要時刻提防、管理的對象。既不想承擔責任，也不想俯下身子服務人民，就把各種本來需要自己完成的查證工作一股腦都推給群眾自行解決。

　　原籍河南駐馬店的陶先生2001年到北京工作，2001年他結婚時，當時結婚證上的身份證號還是15位，尾號是251。可是到了2004年，身份證號升為18位，在陶先生不知情的情況下，他的身份證尾號被改成了2611。到了2006年，陶先生戶口遷至北京，身份證號碼不同說不通，為了證明“我是我”，他整整在北京和駐馬店之間跑了7趟。后來，陶先生回到駐馬店，到原籍找到鄰居開出證明“我是在這出生的、長大的”，才艱難證明了自己的身份。（5月8日《大河報》）

　　如何證明“我是我”？這可真是一個近似于哲學范疇的宏大命題，反正筆者是被這個問題整蒙圈了。不知在北京和駐馬店奔波7趟跑得暈頭轉向的陶先生，在徹底解決了這個堪比推理小說中的復雜問題之后，心里有著怎樣的“成就感”和感慨。當然，陶先生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就在不久前，北京市民陳先生在辦理出境時，需填寫“緊急聯系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親。可問題來了，需要書面證明他和他母親是母子關系。因為這事，李克強總理都不愿意了，在5月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讓與會人員通過這例子，好好體會一下老百姓辦個事有多難。

　　為了相關部門的一紙證明，多少人來回奔波，遇上令人頭疼的奇葩證明，更是無可奈何。《大河報》的一個網絡調查數據表明，100%的網友表示自己遭遇辦證難，各種奇葩的證明，伴隨了自己求學、就業、結婚、生育、遷移、定居的種種人生大事，自己見識了權力的各種“傲慢和任性”，也練就了各種辦假證、求人送禮托關系的本領。

　　從證明“我媽是我媽”到證明“我是我”，被折騰的為啥總是老百姓？原因就在于，某些政府部門根本沒把老百姓放在眼里，沒搞清楚自己的服務角色，而是高高在上，把群眾當成需要時刻提防、管理的對象，既不想承擔責任，也不想俯下身子服務人民，就把各種本來需要自己完成的查證工作、把一些可有可無的東西，一股腦都推給群眾自行解決。另外一個原因還在于，不辦各種證件各種證明，權力哪有尋租的空間和機會？

　　從證明“我媽是我媽”到證明“我是我”，再一次說明，老百姓想辦件事可真難，簡政放權太有必要，相關部門的工作邏輯亟待轉變，角色身份需要轉換，工作作風需要轉變，不要再讓群眾去“思考”這么高深的哲學命題了，都還要忙著賺錢養家糊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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