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張楓逸

　　90后去參軍，需要社區開具在“文革”期間的表現證明；新農合醫保在異地看病，需要社區開具“是否屬急診”的證明……在廣東團分組討論時，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國威電子有限公司車間副主任易鳳嬌列舉了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證明事項，經她調研，社區需要開具證明的事項有110多項，社區公章被當成了“萬能章”。（3月11日《南方都市報》）

　　對于社區來說，公章變成“萬能章”的后果，并非“蓋章蓋到手軟”那么簡單。社區人手本就緊張，不少開具證明的事項社區并不掌握，必須派人調查核實，大大增加了社區的工作負擔。事實上，對于居民的許多個人行為和活動，社區又沒有管理的職能和權限，社區工作人員也不可能了解轄區每位居民的家庭情況和個人信息。因此，很多時候面對核查不了的證明，社區不得不面對“蓋章還是不蓋章”的兩難。

　　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社區不是萬能的，但居委會公章卻是萬能的，這顯然是不正常的。社區承擔過多超出職能范圍的證明責任，恰恰說明有些部門和機構的責任沒有落實到位。社區“萬能章”背后是誰在缺位？不妨好好梳理一下。

　　其一，職能部門缺位。社區公章之所以越蓋越多，主要是一些部門單位存在懶政思維，將本屬于自己調查核實的工作責任推給社區承擔，同時也將風險轉嫁出去。其二，社會組織缺位。在社會轉型中，許多城鎮社區居民由“單位人”變成“社會人”。工作單位對于居民情況的了解能力逐漸弱化，相應的社會組織還沒有發展起來，由此產生公共管理“斷檔”，只能由社區越俎代庖。其三，法律規定缺位。目前，社區居委會遵循的法律法規，是1990年實施的《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該法并未提到居委會公章如何使用，在客觀上導致公章使用混亂，成了包辦百事的“萬能章”。

　　近年來，代表委員紛紛呼吁為社區“萬能章”減負，濟南等地還曾專門下發通知撤銷一系列證明事項。不過，這顯然不能只靠一紙通知，必須要法律規定明確社區公章使用范圍，職能部門主動作為承擔責任，建立健全社會組織機構，才能讓“萬能章”真正停歇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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