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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春林（資料圖）

　　2015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70年流年逝水，當年百戰余生的勇士早已鳳毛麟角，70年光陰荏苒，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已經傲然屹立東方。然而，歷史不容忘記。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更要銘記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先輩 。是他們用血肉之軀，救萬民于水火 ，救祖國于鐵蹄踐踏之下。

　　從本期開始，《發現青島》將陸續刊出系列報道，追憶那些血火橫飛歲月里的抗日英雄，重現他們的非凡勇氣，艱苦戰斗，無私奉獻，甚至壯烈犧牲。這是一部個人的生死錄，也是一部國家的救亡史；這是無數的家庭的辛酸淚，也是一個民族的正氣歌。

　　短發，彎眉，細眼，如雕塑一般的鼻子，嘴角倔強地微微抿著，照片上是一張英氣勃發而又平靜的臉。這張照片攝于上世紀30年代。他叫孫春林，如今他的名字正銘刻于青島市萊西革命烈士陵園。石碑立于山上，上刻金色大字：孫春林烈士紀念碑。

　　在去年，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國家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孫春林是島城唯一名列其中的。近日，城市信報/信網記者聯系相關部門，采訪了孫春林的后人，為您講述其動人心魄的英雄故事和催人淚下的家族史。

　　讀書不為小家，一心為國為民

　　根據萊西革命烈士陵園的資料，孫春林，原名孫純令，又名孫士政。1906年5月，他出生于山東省海陽縣西小灘村的一個農民家庭。西小灘村屬于行村鎮，1992年編成的《行村鎮志》選了《海陽文史資料》第五輯中的材料，其中將孫春林的名字寫為“孫純林”。

孫永志（資料圖）

　　今年74歲的青島大學退休教授孫永志先生是孫春林之子。3月2日晚上，他在家接受了城市信報/信網記者的采訪。他說：“我父親是‘純’字輩，孫春林是他后來改的名字。”

　　“我們家當時大致屬于中農，日子較殷實，祖父母都是本分的莊戶人，我父親是長子。”孫永志先生說，“祖父愿供父親讀書，9歲時把他送進了小學。”18歲那年，孫春林高小畢業，第二年考入萊陽中學，又三年中學畢業。

　　畢業后孫春林回到家鄉，父母希望他找一個工作，支撐門庭，養家糊口。然而，他們想不到兒子在學校已經接觸進步思想，家國觀念已在這個22歲青年心中刻下深深的印記。那時正是1928年，國民黨反動派到處搜捕共產黨人。地方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也拋出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底層人民身處水深火熱之中。這一切，孫春林看在眼中。

　　恰巧，當時割據膠東的軍閥劉珍年辦了一個軍官學校。這所軍官學校有其特殊背景，城市信報/信網記者查閱了一本1980年編寫的《膠東革命斗爭回憶錄》，其中有一篇署名為“孫己太”的回憶文章。文章稱，當時劉珍年盤踞煙臺，四處招兵買馬。他弟弟劉錫九卻是一名共產黨員，他建議哥哥辦個軍官學校，培養人才。劉珍年就聽了弟弟的話，劉錫九則趁機介紹了李素若等共產黨員打入學校當中。

　　孫春林獲知消息后，不顧親人勸阻，考入該軍官學校。李素若任該校政治部主任，他向學生宣傳共產黨的革命主張，經常組織進步學生進行革命活動。孫春林很快成長為一名積極分子。他在執行任務時機智勇敢，受到李素若器重。1929年秋，孫春林加入中國共產黨。

　　軍官學校情況也在起變化。孫己太有這樣一段描述：“當時的煙臺市公安局局長老韓(劉珍年的舅舅)是一個共產黨員，他看到黨的工作有很大發展，便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心想只要做通劉珍年的思想工作，煙臺豈不成蘇區了！劉珍年腦子很靈，一看舅舅來做工作，便用話套他，老韓把黨的情況暴露了出去。劉珍年聽完，嚇得面如土色，心想：“這可了不得，我的部隊眼看被共產黨吃了！”1929年12月，劉珍年下了“逐客令”，李素若等人陸續離開。接著，劉珍年解散軍官學校，把大批左傾分子扣押、驅走，并給一批學員分配了工作。對這一事件，《海陽文史資料》也有記載，其中稱“老韓”其實叫“汪靜函”。

　　這一次，孫春林并未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他被分配到煙臺市政府當實習生，也就是在那里他發展過孫己太等入黨積極分子。

　　變民團為革命隊伍，勇斗惡霸

　　“我父親是一個智勇雙全的人，他特別善于宣傳鼓動，善于做思想工作，他一次又一次打入民團，把給地主看家護院的武裝變成革命武裝。”孫永志先生對城市信報/信網記者說。

　　孫春林很快被黨組織分配到海陽老家開展工作，他通過同學介紹，當上了海陽縣司馬區民團大隊長。所謂民團，就是民國時期的地方武裝，大多由地主組織，功能主要是看家護院。而孫春林當上民團大隊長以后，抓緊時間整訓部隊，對士兵因勢利導，暗中宣傳革命。在他的努力下，這支舊武裝在本質上發生了變化。

　　與此同時，孫春林還同另一位共產黨員于洲秘密計劃，以“農民協會”名義舉辦訓練班，組織培訓一支農民武裝，舉行武裝暴動，推翻偽海陽縣政府。不料，這很快被當局發現，強令解散培訓班。孫春林也只好回家從事教學工作，在行村高小任教師，據資料記載，他這個教師不一般，總是結合教學內容灌輸革命道理，所教的學生后來大都參加了革命。

　　萊西革命烈士陵園資料稱，1931年秋，為發展革命武裝，經黨組織安排，孫春林又打入萊陽鮑村民團任軍事教官。他同地下工作者左伍堂、隋少白一起，很快掌握了這支隊伍。他們到鮑村周圍和萊陽城一帶書寫革命標語，散發傳單，組織夜間除惡，破壞敵人電線。有一天，在夜幕下，孫春林還帶領5個人到萊陽城邊，摸清崗哨，趁敵人睡覺之機進入據點，繳了槍，將其全部消滅。此舉，給地方反動勢力以沉重打擊，使其終日惴惴不安。

　　“我父親還有一次勇斗惡霸的義舉。”孫永志先生說。在孫春林老家所在的西小灘村里，有一個泥灣。灣泥是種地的好肥料，1932年春，村里的惡霸孫洪殿卻聲稱泥灣是他家的，誰要挖泥就要給他交“稅錢”。村民非常生氣，一個叫孫早臻的不服氣，偏偏趕著毛驢去挖泥。孫洪殿開口要錢，孫早臻說：“泥灣自古至今就是全村的，灣里的泥誰愛挖誰挖，從來就不交什么錢。”孫洪殿無言對答，就把泥弄下來。其他農民見狀，一起動手挖泥。這時孫洪殿三個兒子趕來，他們練過武藝，動手打傷了五六個農民，其他人見斗不過人家，只好憤憤不平地回家了。

　　當時，恰巧孫春林回家探親，知道此事后，他挨家挨戶串門，鼓動大家與惡霸斗。第三天清早，按照計劃100多名青壯年手拿橛锨到惡霸門口高喊“挖泥”。孫洪殿帶著三個兒子沖到門口，就要打人。孫春林一個箭步迎上，當頭一巴掌將惡霸打倒。三個兒子一見孫春林大吃一驚，知道他在民團當軍事教官，身手不凡，于是扶著他們的爹連連求饒。孫春林當場宣布：“泥灣是全村的，誰用泥誰就去挖。從今以后恢復老規矩，誰敢仗勢欺壓百姓，誰就小心自己的腦袋。”又對孫洪殿說，“聽見了沒有?”惡霸和三個兒子連聲說：“聽到了，一定照您說的辦。”

　　為了抗日，全家男兒齊上陣

　　孫永志先生拿出一張黑白照片給城市信報/信網記者，說：“這是父親唯一的照片，是在煙臺拍的，當時是三個人的合影，另外兩人一個是我三叔，當時才15歲；另一個是我們村里的醫生。當時，父親被追捕逃到煙臺，從煙臺坐船去旅順。”根據時間推算，照片可能拍于1933年。

　　那一年，孫春林到萊陽四區民團以軍事教官身份從事革命活動。11月底，原萊陽縣縣長調離，新任縣長一上任，便率兵到處捕捉共產黨員。為保存革命力量，孫春林離鄉到旅順、沈陽、北京等地尋找黨組織，繼續從事革命斗爭。

　　1936年，孫春林按黨組織指示，考入閻錫山在太原辦的民訓干部團。畢業后，他被分配到山西省崞縣國民兵軍官教導團第八團任政訓員。1937年，閻錫山又與共產黨對立起來。孫春林被調離山西，趕赴延安，進“抗大”學習革命理論和軍事知識，進行軍事操練。期間，表現了出色的政治理論素質和軍事才干。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孫春林抗日救國心切，急切要求到前線去。

　　孫永志先生稱，父親在山西時曾寫過兩封家信，但未言及家事，只勸三叔參加革命。其中一封還寫道：“我已由平(北平)而晉(山西)，雖不能說從地獄升入天堂，但可說由黑暗趨于光明。”對此他的理解是，因為山西接近延安，父親有一種近乎朝圣的心情。“后來他還從延安帶回了一雙筷子，那是朱德總司令送給他的紀念品，他交給我奶奶保管。”

　　1938年，孫春林被調到山東八路軍115師師部工作，1939年5月又調到膠東區黨委。回膠東后，他被分配到抗日前線南海特委任團長。那時，南海地處日寇占領的青島很近。1940年，膠東形勢再變，一方面解放區迅速擴大，八路軍隊伍漸漸壯大，另一方面頑固派面目也暴露無遺，膠東24個土頑(反動頑固武裝)司令逐漸形成“抗八聯軍”，與日寇同流合污，組成了一股強大的反動勢力，成為抗日的絆腳石。

　　《海陽文史資料》記載，當時，孫春林被調到(膠東)八路軍第五支隊任團長。他帶領官兵先后攻克了下邱堡、北寺口等日偽據點，打了一系列漂亮仗。這年冬天，他奉命到北海區任總指揮。當時北海區部隊都開往東海，只剩一個通訊班，指揮部也只留下徐援一人。孫春林到任后，與徐援一起研究計劃擴大隊伍，他夜以繼日，經過一個多月努力，組建了一個團的兵力，自任團長。在他領導下，根據地逐漸迅速擴大。

　　而為了抗戰，他更是從自身做起，動員全家的“男勞力”。三個弟弟先后加入革命隊伍，他本人和四弟在戰場上犧牲，而二弟則被日偽漢奸活埋。如同島城作家許敬先所說：“海陽是革命老區，出過很多全國聞名的抗日英雄，但像孫春林這種全家抗日的是不多的。” 文/城市信報/信網記者 王學義(圖片由孫永志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