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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來學習的,還是準備辦學校、找地方?”在
曲阜與出租車司機聊天,幾句話之后他們就會這么問。在旅游淡季,各地來培訓的黨政機關干部、來參加傳統文化冬令營的孩子和家長,成了他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加快曲阜
文化經濟特區規劃建設”連續三年列入省政府工作報告后,各種旅游項目、體驗基地正在加速推進,被文化吸引來的資本和個人正越來越多。
未曾斷裂的文化記憶 曲阜,“孔子”無處不在。這個縣級市的大街小巷,腳步所到、目光所及到處是有關《論語》的宣傳欄,某某文化體驗基地,或者以孔子為名的各種研究院、國學院。
“這里是孔圣人的老家,祖輩流傳的東西還留下了一些,拿出來還能用”,在孔子研究院外蹬人工三輪車的孔令喜,不知道文化經濟特區是什么意思,但他認為,省里打算在這里建特區,先要歸功于圣人故里的文化沒有斷絕。在孔令喜的家中,孔子的牌位,是同本家先人牌位擺在一起的,祭祀先人的同時也祭拜孔子。而從2004年祭孔由家祭改為政府公祭后,這一文化習俗也成為曲阜民眾尊祖崇圣的重要傳統。
在文化經濟特區這一方案的最初提出者,省政協委員、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中國哲學研究所所長、泰山學者曾振宇看來,這種對傳統文化的自覺傳承,既來自于歷史的影響,也來自于地域的特殊。曲阜是孔子的故鄉、儒家發源地,還是黃帝故里、周公分封地。而在齊魯文化版圖上,形成了以曲阜為中心、方圓百公里的儒家文化圈:孟子、曾子等。在曾振宇看來,在曲阜設立文化特區,具有不可替代性。他認為,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必須以文化核心價值觀作為內在支撐,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
傳統文化帶來的效益 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是孔孟之鄉人們的心愿。可能他們起初沒有料到,文化能夠帶來如此巨大的效益。儒源文化集團創始人、孔子文化禮儀學校校長金輝就是其中之一。
十多年前,金輝和丈夫姬長文一起,在濟寧成立了傳統文化培訓學校。不過,起初并不如意,直到2011來到圣地曲阜才有了轉機。
2013年11月26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來到曲阜,同有關專家學者座談,金輝匯報了關于弘揚傳統文化的具體工作。此后孔子禮儀文化學校也一朝成名天下知,金輝經常被邀請至各地講課講學,來學校考察學習的干部、學生也成倍增加。在該學校,學生們不僅背誦各種儒家經典,學習傳統文化禮儀,更重要的是對傳統文化有更加直觀地體驗。
文化經濟特區的文化,不僅體現在各種建筑上,更體現在人的行為規范上。為此,該集團打造了儒源儒家文化體驗基地。
曲阜的號召力日益增強,資源正向這里集聚 。來自陜西的銘謙學堂、來自深圳的春耕堂都在此落地。當地的杏壇國學院、曲阜國學院也紛紛成立,并迎來了全國各地的孩子。曲阜師范大學在2014年4月將三個院所合并,成立了“國學院”。濟寧學院也決定打“儒學”這張牌,將“地域文化研究所”升格為“儒學與地域文化研究傳播中心”。
深化到內心的傳統文化,比項目建設更加重要,要讓傳統的民風為當地增加吸引力。為此,曲阜提取儒家思想中“愛、誠、孝、仁”四字作為四德建設的支點和承接點,成立了675所“彬彬有禮道德教育學校”,實現了64萬市民傳統文化教育培訓全覆蓋。
文化經濟特區不是景區 根據濟寧市有關曲阜文化經濟特區的規劃,將以曲阜、鄒城為核心“雙輪驅動”,自2012年起該市連續三年、共下撥1億元對曲阜文化經濟特區進行文化項目扶持,并先期啟動了尼山圣境等一批先導性、基礎性重大文化項目。
“自從曲阜提出打造文化經濟特區,尤其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曲阜后,管委會的工作節奏一下從‘招商’變成了‘選商’”,曲阜國家級文化產業示范園管委會黨政辦副主任周麗明介紹說。該管委會負責曲阜全市的文化產業項目,招商引資是其中的重要內容。
不僅外來落地的項目增多,先前投資的工程進度也明顯加快。在孔子出生地的尼山,一座面朝尼山水庫、72米高的孔子雕像已經完成了基本輪廓,這里將是曲阜乃至世界上最高的孔子像;在曲阜國家級文化產業示范園對面,古建造型主體全部完工,建成后將成為書畫藝術集聚區;孔子博物館、蓼河商業街等項目也正在迅速推進……
對于眾多文化旅游項目的落戶,也有學者表示了擔憂。“我們學術界一直反對的一個詞就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經濟建設沒有做好,傳統文化、原生態的東西都給糟蹋得不像樣子”,這位專家表示,要切實防止文化經濟特區,變成一個文化招商招來的大旅游景區。
怎樣才能防止一些打著文化旗號的房產項目落地,又怎樣能把有思路、有魄力的文化企業留下來呢?曲阜國家級文化產業示范園管委會黨政辦副主任周麗明說,曲阜市以“精品項目、世界遺產”為目標,采取“一事一議”的方式,保證了孔子博物館、蓼河商業街、百年巨匠藝術公館的順利落戶。
而在曾振宇眼中,將曲阜建設為“中國文化特區”,并非是致力于把曲阜打造為一個大的旅游景區,其實質意義在于為當下中國社會發展指明一條道路:立足于中華優秀文化,以中華優秀文化作為中國可持續發展內在文化動力,中國社會的發展才能走上一條可持續發展的康莊大道,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國家”形態的必由之路。
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文化廳廳長徐向紅在到濟寧調研時也指出,要深刻理解曲阜文化經濟特區規劃建設的內涵,將曲阜及周邊文化資源富集地區的文化建設作為一個特別地區對待。曲阜文化經濟特區的定位可以理解為,既是儒家文明傳承保護創新區,又是文化與經濟融合發展示范區。
徐向紅指出,曲阜文化經濟特區建設既包含精神家園建設,又包括曲阜國家級文化產業園區建設、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示范區建設、文化生態示范區建設以及特色文化城市建設,還包括文化與第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
小馬拉大車仍待解決 文化經濟特區,全國都還沒有過,這個特區應該像深圳經濟特區一樣,具有新時代的典型意義。在曲阜儒者聯合會創始人、曲阜國學院院長段炎平看來,文化經濟特區特就特在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和開發后,對傳統文化的自覺利用。
曲阜全市只有64萬人,經濟還不是特別發達,消費能力不高,光靠游客又很難保證文化項目能夠吃飽;作為縣級市,在人才、資金、土地方面的政策,優惠的自主權有限。曲阜市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員表示,在國家、部委都沒有具體扶持的前提下,讓曲阜通過自己的力量來建文化經濟特區,是“小馬拉大車”,這頂帽子太重了。
曲阜市只是個縣級市,曲阜師范大學是正廳級,孔子研究院是副廳級,當地宣傳部門的一位工作人員也表示,按說這兩個部門是建設文化經濟特區中的重要學術支撐,可是受到行政級別的限制,溝通并不是特別暢通。
對此,段炎平則認為,文化經濟特區需要政府支撐,但是行政級別并不重要。作為經濟特區的深圳,一開始也不過是個小漁村。只要能夠打開思路,長遠規劃,在基礎設施不完善、行政級別低的前提下,反而更利于構思和管理。文化經濟特區是要充分發掘和利用傳統文化的軟實力,形成更好的經濟格局。段炎平認為,文化經濟特區,最重要的是要做大“文化”,至于怎么“特”法 ,可以先把文化做好,以文化與產業集合,帶動經濟的發展。
曲阜文化經濟特區大事記 2011年,在省政協十屆四次會議上,省政協委員曾振宇、楊朝明、馬磊、吳霽雯提出了《關于設立“曲阜文化特區”的建議》的提案,引發各方關注。
2012年初,九三學社山東省委員會在省政協十屆五次會議上提交《建議設立曲阜“文化特區”》的提案,在儒家圣地建設“曲阜文化特區”成為關系山東文化強省建設的重要課題。
2012年12月,省政府與文化部簽署《關于合作推進山東文化強省建設框架協議》,提出共同實施“文化突破曲阜”戰略。
2013年1月曲阜文化經濟特區寫入省政府工作報告,上升為省級戰略。濟寧市制定了《關于加快推進“曲阜文化經濟特區”規劃建設的意見》。
2013年11月,委托王志綱工作室對曲阜文化經濟特區進行戰略發展總體策劃。
2014年11月,曲阜文化經濟特區完成全部策劃方案。同時,先期啟動了尼山圣境等一批先導性、基礎性重大文化項目。
2015年1月27日,在山東省兩會上,郭樹清省長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提出“加快曲阜文化經濟特區規劃建設”。
文/圖 記者 姜振海 劉雪蓮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