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義杰

　　近日有媒體報道，紅會花費上億元打造備救災倉庫，卻通過兩份“陰陽合同”，利用“ 以捐代租”的擦邊球，以每年90萬元將此倉庫出租給“皮包公司 ”，后者再以市場價轉租給物流公司，從中牟利每年達數百萬元。紅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承認違規出租，稱“ 我不愿意用‘逼良為娼’這個詞啊，國家投入沒有，自己又不能從事經濟活動。要養活這么多人連工資都發不出來。這么大的倉庫，又沒國家備災物資豈不是浪費？財政只解決三分之二經費，紅會才會用陰陽合同。”(8月19日財經網)

　　其實，“救災倉庫出租”已經不是第一次被曝出，早在2011年，武漢市紅十字會就被曝光違規出租救災備災倉庫，其牟利手法與此異曲同工。如今紅十字總會副會長趙白鴿出來印證，也就明晰了這一現狀在全國十分普遍。但問題是，“救災備災倉庫”是儲備災害發生時急需物資的專用場所，如何能夠用金錢來衡量？倉庫里沒有國家備災物資空著是浪費，但如果發生了緊急災害，拿不出倉庫怎么辦？更重要的問題是，“救災備災倉庫”出租后，如何保證倉庫不被亂改和廢棄呢？

　　至于趙白鴿會長所謂的用這筆錢來發工資更不靠譜了。2008年，時任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江亦曼曾多次表明，目前各級紅十字會的專職工作人員是參照公務員管理的，我們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和日常辦公經費是由同級財政部門撥付，中國紅十字會從未在捐贈款中列支機關工作人員工資和辦公經費。另據媒體報道，廣州市紅十字會2012年的部門預算編制說明顯示，廣州市紅十字會按包括離退休人員在內的統發人員16人計算，平均每人工資福利和補助高達14.2萬元。這樣的待遇已經是廣州平均工資的兩倍多，如何能說發不上工資呢？

　　退一萬步講，就算真發不上工資，也不該憑借手中的權力逾越法律底線，置自身的利益于法律之上。“救災倉庫出租”使用的是國家專項劃撥土地，而《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第44條規定：劃撥土地使用權，不得轉讓、出租、抵押。長時間以來，紅十字總會的官僚作風一直被人詬病，作風背后往往有行為上的依附，“救災倉庫出租”一定程度上就是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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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編輯: 林永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