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海建

　　張藝謀近日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確認超生屬實。在采訪中張藝謀稱：“(由于)超生這件事情，對我造成極大的損害和損傷。我自己是很誠懇的，為超生這件事情，向所有人道歉。”

　　喜歡張導的作品，與批評超生的行徑，這不是魚與熊掌的關系。邊沁有句名言，“在一個法治的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銘是什么？那就是‘嚴格地服從 ，自由地批判’。”這里其實有兩層意思：一是無論名人凡人，在適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的，“嚴格服從”是對等的義務；二是面對悖逆法治規則的現象或事件，不僅執法部門與執法者，即便是普通民眾，也有監督的權利與自由。

　　如今，張藝謀道歉了，但這份歉意顯然未必如其作品那般叫好又叫座。道理似乎也并不復雜：一者，這樣的道歉，與其說是內心的秩序自省，不如說是輿論監督所逼。此前，無論是地方計生部門，還是一再高漲的輿論“埋怨”，都沒能讓張藝謀現身配合調查——千呼萬喚、千責萬罵之后，再來道歉云云，誠意幾何？二者，細究張藝謀的道歉，發現還有幾個邏輯關系沒有拎清。譬如“超生對我造成極大的損害和損傷”之說，顯然忽略了“葫蘆爹”事件對執法公信的損害與損傷；而且對于這遲到半年的致歉，無解釋、無說明，這樣的誠意，恐怕真要“打折”了。

　　最為關鍵的一點，張藝謀的致歉與公眾的關切點之間，顯然還是會錯意了：前者以為公眾介意的是超生這回事，但后者介懷的更是事發后半年來當事人裝聾作啞的態度。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有些錯誤無傷大雅，有些錯誤不能不責罰。超生是一回事，成為公共事件后消極應對執法部門的姿態是另一回事。一再超生，如果愣說是“無心之過”，妄想通過民怨沸騰半年后的歉意，來打消公眾的質疑與追問，這顯然太高估公共監督的氣度了。

　　當然，無錫市計生部門此前再三聲稱“沒進展”，大呼找不到張藝謀，而隨后徐克探班張藝謀的照片流傳出來，讓網友大呼計生委辦事不力；最后是12月初，無錫市濱湖區發微博稱，根據相關規定，張藝謀與陳婷生育的三個孩子均屬非婚生育——從半年來的消極應對到如今的積極查處，這樣的態度轉變本該來得早一些，如此來看 ，既然張藝謀已經道歉了，與鬧劇持續半年不無關系的相關責任部門，是否也欠公眾一個道歉？趕在新年來臨之前的這份“張藝謀式致歉”，規避法律與規則、閑扯期待與信任，實在很萌很天真。好在他表示“愿意全面配合無錫計生委的調查”，那么，我們就從權責對等的層面，靜待“這個事情有一個結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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