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英生（左）被無罪釋放后和哥哥一起給親人的遺像上香告慰亡靈

　　案件回顧

　　1996年12月2日：蚌埠市民韓露在家中被人殺害。

　　1996年12月22日：韓露的丈夫于英生涉嫌故意殺人被批捕。后于英生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2013年5月31日：于英生入獄后，其父親等人相繼申訴。安徽省高院根據《刑法》第243條第一款規定，決定對該案立案復查；

　　2013年8月13日：安徽省高級法院公開宣判，認為于英生故意殺害其妻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宣告于英生無罪。

　　2013年11月27日：犯罪嫌疑人武某某在蚌埠被抓獲。經審訊，武某某供述了17年前強奸殺害韓某的犯罪事實。

　　過去，我國重大冤案的被發現主要因循了兩條路徑：一是“亡者歸來”型，比如湖北佘祥林案和河南趙作海案；二是“真兇再現”型，如云南杜培武案、浙江叔侄冤案。然而，安徽省高院對“于英生案”的最終認定，卻指出了另一條主動糾錯的路徑：“疑罪從無”。

　　今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臺了首個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意見對審判環節“疑罪從無”原則做出重申性規定，對于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能降格做出“留有余地”的判決。此舉對于我國冤假錯案的預防，無疑具有標志性的意義。而于英生昭雪一案，是我國重申“疑罪從無”原則之后，安徽省改判的第一個案例。

　　冤假錯案主人公名單上又多了一個受害者名字：于英生。今年8月，在坐了17年牢之后，51歲的蚌埠市原東市區區長助理于英生被宣判無罪釋放。11月27日，蚌埠市警方抓獲殺害其妻子韓露的真兇。如今，公安機關道了歉，于英生拿到了百余萬元的國家賠償，但17年的光陰以及兩個受害家庭所承受的傷害，用金錢挽回不了

　　就在于英生被宣判無罪之前不久，中央政法委對審判環節“疑罪從無”原則做出重申性規定，此舉對于我國冤假錯案的預防，無疑具有標志性的意義。而于英生昭雪一案，是中央政法委重申“疑罪從無”原則之后，安徽省改判的第一個案例。

　　不堪回憶獨生女家中被害

　　12月7日下午，韓露的母親、73歲的何淑梅(化名)老人送走家里的4位客人后，感慨說，“如果女兒在世，也像她們一樣，今年該退休了。”

　　來者是女兒韓露的中學同學。她們多已退休，正籌劃著如何生活得更有質量。韓露的生命卻停留在了33周歲。1996年12月2日，韓露在家中被害，去世已整整17年。就在不久前，真兇才被抓住。

　　得知消息的同學們趕緊過來探望。喧囂的迎來送往后，留給老人的難免又是那些悲傷往事。

　　事發時是1996年底的一個周一。當天上午11時30分，韓露父親照例去幼兒園接了8歲的外孫，在附近商場玩了半個小時后，怕又被女兒批評寵愛孩子的他帶著孩子回到女兒家。

　　女兒家是個三室一廳，位于南山路上臨街的一樓。“防盜門關著，里面的一道門開著，客廳里放著韓露的自行車，孩子就以為媽媽下班回家了，開門跑進去喊媽媽，沒人答應，倒被屋子里的煤氣熏著了。他外公趕緊把他拉開，開了門窗。”聽老伴轉述過所見后，這些年來何淑梅清楚地記著每一個細節。

　　再往里走，煤氣罐放在臥室門口，邊上點了一根蠟燭。臥室里桌子的抽屜被拉了出來，雜物扔了一地。韓露父親的第一反應是家里進小偷了，立即給女婿于英生打電話。事后才又發現女兒躺在平整的被子下面，雙手被捆，脖子“被砍得只剩下一層皮”，沒了呼吸。

　　隨即趕到的何淑梅見到了她一生中最殘酷的場面。

　　何淑梅就韓露一個女兒。上世紀60年代，尚沒有獨生子女的概念，“就想讓她過好一點兒，才只要了一個孩子。”

　　在街坊鄰居的印象里，韓露遺傳了母親的長相，“身材高挑，不是漂亮，是氣質比較好的那種”。她為人低調，與人為善，不愛披紅戴綠，穿著相當樸素。就連結婚當天，韓露也只是穿了一件藍色帶花的衣服，和旁人很不一樣。

　　丈夫于英生是蚌埠市委機要科的辦事員，經人介紹認識了韓露。“韓露自小很單純，那是第一次處男朋友，和他見過幾面后，似乎對他長相不太愿意。”何淑梅回憶。

　　就像大多數母親為已到適婚年齡的女兒提供的參考意見一樣，何淑梅也提醒韓露，“憨厚老實、規規矩矩過日子、對你好最重要，外貌等其他都是次要的。”

　　剛認識不久，何淑梅曾向于英生試探性地說起女兒“不太干家務，還任性得很”，于英生保證得很好，“我會干家務，我父母家里的活也都是我干；脾氣不好我會讓著她。”

　　于英生是符合了何淑梅對女婿的期待的。婚后，買菜、做飯等家務活，都是于英生來做。對外，于英生也是一把好手，從一個普通的辦事員當上了機要局副局長。1996年下半年，作為市委指定的5個跨世紀干部之一，被調到東市區（現在龍子湖區）掛職區長助理一職，“還有幾個月就要換屆了，說不定能當上更高職位。”

　　但日子并沒有順風順水地過下去，反而將他們推到另一個方向。

　　神速抓兇冬季“嚴打”，17天破案

　　唯一的女兒被殘殺，讓年近六旬的老人幾近崩潰。性格內向的韓父目睹現場慘狀，一個人待在馬路邊，不與人溝通，“一顆接一顆地抽煙，一小會兒都抽了一堆”。

　　臨近年底的這場血案也讓隆冬里的蚌埠平添了肅殺氣氛。根據蚌埠日報的報道，就在事發前不到一周的11月27日，蚌埠市公安局剛剛開展嚴打整治“冬季行動”，主要任務是“破大案、打團伙、追逃犯”，嚴厲打擊搶劫、殺人、強奸等嚴重刑事犯罪活動。

　　韓露被害的這起案子無疑撞到了“槍口”上。經過現場勘察，警方推測案發時間為上午7時左右，案件性質可以確定為窒息性死亡的他殺案件。由于門窗沒有被強行破壞的痕跡，屋內并不凌亂也沒有明顯打斗痕跡，偵查人員認為于英生有重大作案嫌疑，并于12月12日對其刑拘。在審訊中，于英生供認了殺妻的犯罪事實。12月19日，公安機關宣告破案。

　　女兒被害，女婿是兇手，何淑梅夫婦很難接受這樣一個結果，“這是最不能容忍的。像是被人又在心口扎了一刀。”

　　“我把他當成兒子待，想著以心換心，對他好一點，他能對女兒好一點。周圍的鄰居也知道我對他好，付出了很深的感情。”何淑梅說，于英生家兄妹三個，當時家庭經濟條件不如韓家。何淑梅常常接濟女兒，并不計較。

　　在何淑梅記憶里，女兒女婿感情穩定，偶爾發生矛盾摩擦，何淑梅一般不干涉，覺得他們自己能消化掉，有時還會維護女婿。她也想不通，女婿還在事業的上升期，為何會有極端之舉。

　　但于英生自己都認罪了。何淑梅又不能不面對現實。1997年12月24日，蚌埠市檢察院向市中級法院提起公訴，指控于英生因夫妻感情不和，早上送完孩子后返回家中將韓露殺害，并偽造強奸搶劫現場。1998年4月7日，蚌埠市中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于英生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昔日的親情被仇恨替代。何淑梅夫婦認定判決不公。韓露父親的邏輯是，自古以來殺人償命。“我就這一個女兒，就憑我對你這么好，你也應該對我女兒好，結果你對我女兒下手，能不恨他嗎？”何淑梅說。

　　親家反目一個申訴，一個告狀

　　韓露父親想給死去的女兒報仇，討回公道。這位內向的老人話語不多，也不太向妻子表露自己的想法。他唯一宣泄情緒的方式，就是告狀。

　　沒怎么出遠門的老人一趟趟到合肥 、北京有關部門遞材料，爭取一個槍斃兇手的結果。“他那種精神狀態，想去就去吧，也沒法制止他，不就是花錢嘛。”

　　其實，兩位老人沒多少錢了。他們原有的積蓄大部分給了女兒裝修房子。事發后不久，韓父所在的工廠倒閉，連續兩年沒發工資。而隨后的一波三折，更是將老人幾近拖垮。

　　一審判決后 ，于英生提起上訴。1998年9月，安徽省高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發回重審。心想兇手得不到應有的懲罰，韓父積郁成疾，大口吐血，住院一周后，交不起住院費，朋友送來1000塊錢才把病治了。

　　次年9月，蚌埠市中院維持原判。于英生繼續上訴。2000年，安徽省高院再次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由于涉及隱私，案件不公開審理。韓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得以旁聽。庭審結束，因惱怒于于英生在法庭上的某些為自己辯護的言語，韓父突發腦溢血，又被送入醫院。

　　同年，蚌埠市中院改判于英生無期徒刑。于英生再次上訴。2002年，安徽省高院維持原判。不久，于英生到阜陽監獄服刑。

　　面對這一結果，賣掉女兒房子才得以做成心臟支架手術的韓父已經有心無力了。“我就跟老伴講算了吧，你命都沒了，還能干啥。”何淑梅說。

　　同樣是這起案子，生活在這座城市里的另一位老人也在蚌埠和合肥 、北京之間多次往來。

　　這位老人是于英生的父親于道欣。他是山東文登人，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后轉業到蚌埠。

　　這位從槍林彈雨中活下來的老黨員在兒子被抓后一夜白了頭。“我們上查五輩，歷史都清白。”于英生的哥哥于寧生說，他們清楚于英生的脾氣，覺得這起案子并非他所為。為此，他們到蚌埠、合肥請多位律師幫忙辯護。

　　兒子開始服刑后，于道欣帶著申訴材料去最高檢、國家信訪局。“住在北京的地下室里，濕氣大，但便宜，吃咸菜啃饅頭，老人一住就是一個月。”于寧生回憶，為了給兒子洗清冤屈，昔日沖鋒陷陣的退休老干部放下自尊，一遍遍去找有關部門。“人家不見他，他就在門口坐一天。但他講黨性，從來不鬧訪。”

　　材料一趟趟送去，沒有回音。老人繼續送。過年有人送來年貨，老人也不舍得消費，轉送給別人，幫忙打探消息。為了找門路，老人上過當受過騙，“都數不清多少次了”。

　　就這樣，一個為了女兒伸冤，拼命告狀；一個為了撈兒子，拼命申訴。兩位倔強的老人為了子女，各自在余生里拼著老命。

　　2009年6月，79歲的于道欣因糖尿病住院，醫治無效離世 。他臨死前立下遺囑，不發訃告，不通知老家親屬，一切從簡，所有的積蓄外帶部分撫恤金都用于給二兒子于英生申訴爭取自由。

　　2010年，沒有等來滿意結果的韓父也耗完了自己的生命。單位給的喪葬費不到1萬元，買不起墓地，老人的骨灰盒至今存放在殯儀館里。“他沒走之前，我們兩個講好了，不買墓地，把錢留出來給外孫用。再說，要個墓立碑有啥用啊，女兒沒了，誰來祭奠你？”何淑梅說。

　　漏洞重重撿來的精液偽造現場？

　　讓于道欣堅信兒子無罪的不止是自己對兒子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檢方的指控缺乏直接證據。

　　蚌埠皖中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張躍全程參與了于英生故意殺人案的辯護過程。他向記者回憶，當時于寧生找他辯護時，是在事發后第二年，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前不長時間。

　　“丈夫把老婆殺了，還是個區長助理。”據其回憶，當時這起案子在蚌埠很轟動，幾乎家喻戶曉，坊間流傳著各種無從考證的小道消息。

　　一審前，張躍總共會見了于英生三四次。第一次會見，于英生就號啕大哭，告訴他沒有殺人。

　　那時，只有案件進入審判階段后律師才有閱卷權。張躍說，閱卷時自己沒有遇到什么阻力，得以復印了全部的原始卷宗。“真兇抓住了，公安機關結案了，案子辦得很順利，覺得里面不存在什么問題，估計是有這種心態。”

　　“現場證據很多 ，但缺少能夠指向于英生是殺人兇手的直接證據。另外，他的口供也存在重大問題。”正是在看原始卷宗的過程中，張躍發現了很多疑點。得益于這些手工手寫的訊問筆錄，讓當年的每次訊問筆錄保持了原貌。“有的字跡凌亂，有的手寫工整，訊問的人員不一樣，每次都說什么記什么。”

　　“如果真是他作案，那么每個細節組成的過程應該是穩定的。”張躍說，他翻閱前后幾十份訊問筆錄，發現在作案細節上沒有一份是可以完全吻合的，“出現頻率最高的證據，供述極其不穩定。”    以點蠟燭的工具為例，供述里開始說是“打火機”，后來又改成“火柴”。再比如，液化氣罐怎么從廚房里挪到臥室門口的這個細節，于英生第一次說是“滾出來的”，第二次說是“拖出來的”，第三次又改成“倆手拎出來”。“液化氣罐上究竟有誰的指紋，警方也沒有鑒定。”張躍回憶。

　　另外，供述作案過程時，于英生開始并沒有提到電話線這個細節。之后，警方現場勘查發現電話線斷了，再進行訊問，于英生回答是自己拽斷的。但后來的司法鑒定結果是電話線是被剪斷的，兩相矛盾。

　　更為吊詭的一個細節是，經過現場勘查，警方在受害者體內發現精液，并就此訊問于英生當天早上有沒有過夫妻生活。于英生開始說“沒有”，后來幾次又說“有”。就在警方宣告破案后的第二個月，來自中國刑警學院的DNA鑒定結果卻顯示，該精液并非來自于英生。

　　“為了把這個細節圓過去，說他從外面撿來的精液偽造了現場。一個忙著上班的周一早上，上哪去找到這東西？”張躍說，對比做筆錄的時間和證據鑒定等出具時間，就會發現里面的蹊蹺。“口供越講越全面，最后和證據都對上了，那么，殺人犯就是你了。”

　　屢次重審判決“留有余地”

　　除了從卷宗里發現證據鏈不閉合外，張躍還對于英生的作案時間進行了實地測量。

　　檢方指控的作案過程是，于英生先從家里把孩子送到幼兒園，返回家中作案，再到了單位。

　　“孩子、幼兒園的老師、單位的門衛都是目擊證人，能證明于英生是何時離家、何時出現的，中間留給于英生的作案時間只有10分鐘。從讓被害人窒息死亡到偽造現場，10分鐘常人很難做到。”張躍說，另外實驗結果也發現，騎著于英生的車子，還是周一上午那個時間點，扣除這10分鐘，除非用騎賽車的速度才能準時到達幼兒園和單位，不合常理。

　　沒有作案動機，沒有作案時間，證據之間的矛盾沒有得到合理排除，不具有排他性、唯一性，張躍決定為于英生作無罪辯護。

　　在當時的法治環境里，律師為重大案件出具無罪辯護意見律師事務所要負責的。“司法局要求律師事務所要集中力量進行討論，防止律師沒有依據地亂說。”張躍回憶，皖中律師事務所的4名資深律師對該辯護意見進行了討論，最終決定無罪辯護。

　　第一次開庭審理，該辯護意見并未被蚌埠市中院采納。但安徽省高院的兩次撤銷原判決發回重審，一度讓張躍等人看到了希望。“蚌埠市中院兩次判死緩，省高院都沒同意，說明省高院看到了案件中的一些問題，還是比較謹慎的。”

　　但兩次發回重審后，2000年10月，蚌埠市中院再次以故意殺人罪給出無期徒刑的判決，讓張躍覺得，已經沒有希望扳回局面了。

　　根據司法實踐經驗，省高院在下達發回重審的裁定書后，會給中院下達一個“指導意見”。“蚌埠市中院最后敢以無期徒刑來判，省高院的意見應該是在有罪的范圍內判刑，無罪是不可能了。”張躍說。

　　既然安徽省高院意識到了案件中的一些疑點，在1996年的刑訴法首次修改中，也已經確立了“疑罪從無”的原則，但法院為何還會作出上述判決呢？

　　“全國范圍內的審判形勢都是這樣的，不可能立即就能實現這一點。”張躍說，從死緩到無期，還是能看出既看到了其中的問題、又不想放縱犯罪，最后以一個留有余地的判決收尾。

　　這樣的結果，讓張躍非常無奈。

　　于英生服刑后，張躍曾陪同于父去最高院、安徽省高院相繼申訴，沒有回音。看不到任何希望，張躍也逐漸放棄了繼續為案子爭取。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幫著于父補充申訴材料。“他不時會到律師所里，每次都很憔悴。”

　　這些行為在韓露一家看來，是在為壞人幫忙。“我跟韓露父親原來很熟悉，后來幾次看到，想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我。這個也不能怨老人，法院的判決書都形成了。這是人之常情。”讓張躍更感慨的是，因為這起案子兩個親家站在對立面，各自奔忙，著實有些悲涼。

　　余生黯淡出獄后仍戴著“帽子”

　　如果不是今年8月14日，安徽省高院發布消息，“于英生殺妻案”依法再審宣告無罪，17年前的這樁殺人案或許就此塵封，案件給當事人雙方帶來的命運轉變將以悲劇結尾。

　　轉機總是來得猝不及防。今年5月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申訴廳就于英生案組織專家論證。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證據學研究所所長何家弘參加了論證過程。“從現場提取到不屬于嫌疑人的生物物證，這實際上就可以作為于英生有可能不是真兇的證據，可是辦案人員卻片面地忽略了。”在接受文匯報采訪時，何家弘表示。

　　5月31日，安徽省高院決定對該案立案復查。8月5日安徽省高院經再審審理，認為原審認定于英生故意殺人事實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在案證據之間的矛盾沒有得到合理排除，不具有排他性、唯一性。據此，依法撤銷原一審判決、二審裁定，宣告于英生無罪，當庭釋放。

　　近年來冤假錯案主人公的名單里，又加入了于英生的名字。但與近年來公眾熟知的趙作海案、佘祥林案、張氏叔侄案不同，該案不是依賴于“真兇再現”，也非“亡者歸來”，而是在真兇尚未確定的情況下，法院遵從“疑罪從無”的原則作出的一個判例。

　　這被法學界視為一個積極的信號。但是，對于于英生而言，頭上似乎仍然戴著一頂殺人犯的帽子。面對蜂擁而至的媒體采訪，在蚌埠市電視臺工作的于寧生給弟弟做了擋箭牌，一一拒絕了采訪要求。

　　“不敢面對媒體，因為事情還有一個尾巴沒有處理掉。我們低調地從外地回來，給老父親上了個墳。”3個月后，于寧生面對本報記者，如是解釋。

　　也是由于真兇未現，在今年8月，韓露母親何淑梅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依然認定于英生是兇手，甚至悲觀地感慨，“已經扭轉不了結局，不能給女兒一個交代，但自己已經沒能力為她伸冤了。”面對到訪的安徽省高院工作人員，她態度篤定：看孩子可以，但不希望于英生打電話，也不希望于英生登門。

　　在于英生釋放后，蚌埠市公安局也啟動了再偵程序，最終在犯罪嫌疑人的痕跡物上找到了突破口。排查數千人后，鎖定了蚌埠市交警支隊“四小車輛 ”整頓執法大隊一大隊隊長武某某。11月27日下午6時許，警方將武某某控制住，其很快交代了17年前殺人的犯罪事實。

　　據了解，武某某1969年生，蚌埠人。作案時27歲，已結婚。當時在受害人韓露家附近的十字路口執勤。1996年12月2日早晨，他竄至韓某家中，見被害人韓某身著睡衣且獨自在家，加上韓某外表出眾，遂心生歹意，對其實施強奸。作案過程中，武某某用枕頭捂住韓某面部，導致韓某死亡，其偽造現場后逃離。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蚌埠市公安局偵破此案的專案組有關負責人介紹說，武某某供述，作案后他一開始非常害怕，得知于英生被抓后，心里才稍稍緩和。這些年，他也是在內心煎熬中度過的。而今年8月，于英生無罪釋放后，他整日提心吊膽。

　　對話受害者家屬

　　———無力抗爭，只能拿“命運”解釋

　　出獄后的于英生終于等來了冤案昭雪的這一天。他把白頭發染黑了，在蚌埠市民政局某科室擔任主任科員，“虛職一個。當年的機要局副局長，主任科員，是個實職。”

　　據了解，如今于英生拿到了100余萬元的國家賠償，用上了哥哥買的手機，“最簡單的一款”，努力適應周遭17年的新變化。

　　但他依然不愿面對媒體甚至親友談及17年來獄中的遭遇。律師張躍是于英生主動接觸的為數不多的人之一。在飯桌上，于英生解釋自己不愿意回想往事，因為“想一次，就揭開一次傷疤，疼一次。”

　　有時候聊起來，于英生說的也是幾個積極的小細節：他托親友、獄警買的書排了半墻，他自考了法律專科畢業證，還學會了使用電腦。在2005年8月，司法部舉辦的“我與法的故事”征文比賽中，他獲得了安徽省唯一一個三等獎。題目是《守法心安》。

　　從今年9月開始，于英生已經見了兒子幾面。25歲的兒子喊他“爸爸”，讓他痛哭流涕。

　　原本敏感而又脆弱的于家人重新挺直了腰桿，努力維護身上的尊嚴。因為覺得某篇報道的標題用詞不當，于寧生拒絕了該記者的采訪。“說韓家原諒了我們，‘原諒’應該改成‘冤枉’，本來不是他的錯，何來‘原諒’之說？”

　　于寧生說，公安局上門道了歉，弟弟于英生準備以自己的經歷寫本書。看起來，一切都在好轉。

　　但是，17年的風波并未因此畫上圓滿的句號。這一路上，冤案波及的每個人都傷痕累累。最大的后遺癥留給了于英生的兒子。

　　這個在事發前不久剛剛過完8周歲生日的男孩小雨，沒有等來母親“到公園拍生日照”的承諾實現，反而親眼目睹了母親遇害的現場。這17年里，父親入獄，祖輩反目成仇，在他的成長過程中，過早地觸碰到了人性的殘忍與仇恨。

　　作為這場風波中的無辜受害者，小雨越來越孤獨，差點有了自閉傾向。為了化解堆積在少年心中的負面情緒，何淑梅夫婦盡力給小雨營造一個毫無壓力的生活環境。但不與外界接觸，小雨就像在一個無菌罩里長大，單純善良，卻缺少同齡人具備的生存技能。適應今后獨立的生活，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何淑梅是在公安局上門道歉后才明白自己這些年來怨恨錯了對象。“情節就像是電視劇。”雖然沒有直接與于英生接觸之類的舉動，但她試圖默默幫著復蘇于英生父子隔斷18年的父子情。

　　“既然不是他，他當年為什么承認呢？”何淑梅也有一個疑問。當記者把這個問題拋給張躍時，他的答案點到為止，“我只能說，他當年告訴我，訊問時差點熬不過去了。”

　　“我過去是個唯物主義者，覺得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這次我認了，幾千萬人里發生的事情單單落在我身上。我與人為善，沒有對不起任何人，為什么會落到這個下場？只能說命，只能拿這個解釋得通。”采訪臨近結束，何淑梅向記者說了這一番話。

　　今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臺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要求對于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對于定罪確實、充分，但影響量刑的證據存在疑點的案件，應當在量刑時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處理。不能因輿論炒作、當事人及其親屬鬧訪和“限時破案”等壓力，作出違反法律規定的裁判和決定。文/圖 記者 朱艷麗(署名除外)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編輯: 林永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