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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婧 在生活中,人們感覺到在國內,人民幣越來越不值錢;而在國外,人民幣越來越值錢。以李大媽為例,2005年買某大米為1.90元/斤,現在已是3.30元/斤了,八年累計貶值42.4% ;兌換1美元,8年前需8.28元,現在只需6.17元,八年累計升值超過34%。(11月4日《中國青年報》) 人民幣“
內貶外升”,暫時能讓境外消費條件較好的人群受益;對國內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來說,影響也不大,其工資增長機制沖抵了人民幣對內貶值的影響;而對廣大工薪階層,特別是農民、低保戶等群體來說,則是不可承受之重。如果僅僅是最貧困群體面受折磨,畢竟絕對數量不大,通過社會保障制度可相當程度化解更加貧困的問題。然而,我國人民幣貶值主要是貨幣投放過多造成,而貨幣又主要投向了資本效率較低的基礎建設和壟斷企業,這種情況導致的最大受害者就是作為經濟活動主力的中產階級,少數富者更富,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滑向貧困階層,社會階層的“橄欖形”分布實現起來更難,從而為社會埋下了不和諧隱患。
而對那些暫時因為人民幣對外升值而受益的群體來說,這種狀況也是難以持續的。一方面,價值決定價格,人民幣的真實價值只能由購買力來衡量,在人民幣的真實購買力呈現快速下降的現實面前,人民幣的對外貶值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另一方面,這幾年人民幣“內貶外升”已大大折磨了國內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的生存能力,如果一旦出現人民幣對外大幅貶值的情況,帶來的將不是出口好轉,而將是被收購吞并的風險。
也就是說,人民幣“內貶外升”的階段性變異所導致的人民幣幣值真實價值的偏離,對我國的國民經濟體系 、社會穩定都是一個巨大的風險。因此,我們必須以經濟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在盡快穩定人民幣國內購買力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逐步改變人民幣價值內外背離的局面。否則,抱怨“錢不夠花”的就不會僅僅是弱勢群體了,也就不再是“努力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來讓民眾找回幸福感”這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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