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海波 梁建強

　　政府下文攤派賣煙酒，指標明確到村鎮，全縣人均60包，湖北省公安縣以“紅頭文件”攤派銷售香煙的怪事，令人咋舌，類似的“紅頭文件”儼然成為亂攤派、亂收費行為的“護身符”。　

　　政府公文，本應關乎民生福祉，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煙酒銷售，本是市場行為，但少數地方政府直接插手其中，無疑是嚴重的“職能錯位”；專門下發文件明確指標任務，實屬對公權力的放縱。

　　僅在湖北，已有多地被爆出現“紅頭文件”攤派行為。2009年，同樣是公安縣下發“紅頭文件”，規定全縣一年公務用煙要達到23000條。2006年，漢川市政府下發“紅頭文件”，指定專門的公務接待用酒。2007年，洪湖市下發“紅頭文件”，分解公務用煙指標。

　　放眼全國，類似的現象并不少見。有的要求全縣干部職工到特定景點旅游，有的要求副科級以上干部每人至少銷售一套住房，還有的向職工攤派高息集資……

　　荒唐的“紅頭文件”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甚至在同一個地區反復出現，往往源于地方官員急功近利、謀取政績的執政心理作祟。“唯GDP論”的政績觀盛行，一些干部追求經濟增速，不惜通過多種途徑攤派任務，實現地方財政的“曲線增收”。

　　政府部門越俎代庖，或許能夠獲得短期利益，但卻損傷了“紅頭文件”的權威性，損害了群眾的切身利益，削弱了政府部門的公信力。攤派式的“計劃指令”，不僅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準則，也有悖于現代政治文明的價值取向，暴露了部分地方政府執政水平的不足和執政理念的偏差。

　　政府越位行政的背后，難免讓人懷疑是否存在利益輸送。如何才能讓文件不走樣？只有著力完善監督機制，加強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清理，才能減少違反法律、有悖政策、顯失公平的“問題文件”的出現。

　　當前，中央正在力推政府職能轉變，減少對市場的直接干預，而地方政府借“紅頭文件”參與市場的行為，顯然與中央精神背道而馳。整風肅紀，大力弘揚為民、務實、清廉之風，不僅要從理念層面進行革新，更需要通過科學執政切實踐行。至少，一些地方政府應該捫心自問——還有多少荒唐文件亟待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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