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明勝

　　在合肥一起贍養糾紛案中，法院判決5子女定期看望老太太，但由于子女與老人有矛盾，根本不執行判決。而后在法官的勸導下，子女們雖然同意“回家看看”，卻只在門口“看看”，連門都不進。

　　不能不說，這是“法律”的尷尬。可以想象，一旦父母與子女“對簿公堂”，如果“判決”前得不到對方的“理解”，或不將矛盾在“判決”前化解，即使法院判決子女定期看望老人，如果子女拒不執行，法官也不可能“押著”去。

　　“常回家看看”的入法，意味著國家和社會對老年人的精神贍養問題的“關注”，所以說，“常回家看看”已由“私事”，上升為一個社會問題。因此，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去“彌補”。如，像瑞典、芬蘭等北歐國家那樣，對子女對父母精神贍養規定進行量化。再如，街道、社區和一些公益組織，應當指導老人將“常回家看看”列入遺囑條款，并進行公證；再比如，完善用人單位的相關配套制度和規定，從“時間上”確保職工能“常回家看看”；還有，隨著老人的增多，尤其是老年人心理問題的增多，就需要建立老年人心理疏導機構，對老年人的心理及時進行疏導等。而這些，不能不說是“社會”的尷尬。

　　光靠社會責任、道德約束，以及強制措施，都難以得到真正的“平衡”。只有將道德規范和法律的強制力有機地結合起來，只有將子女的責任與政府和社會的責任統一起來，才能真正發揮法律的約束作用，從而保證“常回家看看”能真正落地。

　　否則，“強制執行”的“常回家看看”，也多為“常回家看吵架”。因此，只在門口“看看”，這樣的“常回家看看”，不要也罷。

　　(作者系島城時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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