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想斌

　　4月8日早上，西安一所中學正在舉行升旗儀式，17歲的高二男生小丁在臺上演講時，突然向一名女生表白：“我就是喜歡她，要對她的未來負責……”全場肅靜一分鐘后，掌聲雷動。校方表示，會適度處理，但不會很嚴重，不會對孩子造成傷害和壓力。(4月10日《華商報》)

　　很多人贊揚這名男孩，他有勇氣表達自己的情感；也有很多人說，情感雖然真摯，但方式和場合不恰當。當地媒體《華商報》在頭版報道這件事情時使用了這樣一個標題：孩子，這沒什么大不了。

　　是的，青春期的感情總是這么懵懂甚至還有點沖動，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盡管在很多人看來場合不對，但面對國旗說出“我愛你”，這該是多么真情與偉大的表白。幸好，學校事后給孩子以寬容，讓這名男孩、讓整個社會通過此事意識到，教育就應該成就最本質的人性，讓學生學會如何去愛，而不是壓制學生表達愛。

　　小丁的這種轟轟烈烈的表白，擊中了所有人的青春期，讓很多人驀然重回青春時光，再次觸碰與回憶那些年錯過的、遺憾的、辜負的種種美好，當然也包括愛情。追求愛情，就像追求美、追求光明以及追求真理一樣，根本上是人的天性，沒有任何可指摘的地方。17歲的小丁只不過有些莽撞和孩子氣，但如果我們可以原諒當初自己的莽撞和孩子氣，就沒有理由過于責備今天的他。

　　去年此時，江蘇省啟東市匯龍中學一位名叫江成博的高二學生，同樣在國旗下例行演講時，更改了老師預先準備的演講稿，換成了抨擊高考制度等內容，事后，該校領導表示，學校認為這名同學的演講“言論不當，用詞過激”，已對其進行批評教育。

　　國旗之下，為何就不能說出對現實的批判，而只能表達宏大敘事下的感恩？國旗之下，為何就不能追求個體愛的自由，而只能表達對集體主義的崇尚？無論是國旗之下表白的男孩，還是國旗之下抨擊教育制度的男孩，從他們換稿的勇氣和慷慨陳詞的身影中，我們多少還是看到了一百多年前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樣子。盡管百年前“少年中國說”更多是一種道德意義上的精神圣餐，但如今其現實意義仍舊振聾發聵：孩子是國之未來，今天給予孩子什么，將來孩子就會還給這個社會什么；今天給予孩子多少，將來孩子就會還給這個社會多少；今天以何種文明狀態教育孩子，將來孩子就以何種文明狀態矗立于世。

　　但國旗之下表白與抨擊高考制度所擁有的一個雷同細節說明，當下的教育現實與我們希冀的教育并不相符。兩所不同地方的學校，兩個同樣有勇氣的男孩，都遭逢演講前老師提前修改把關講話稿。學校自認為這是出于對學生的“愛護”，可“愛護”學生竟然必須以限制表達自由為代價。這是一個何等荒誕離奇的邏輯？國旗之下的表白與演講，讓我們反思說真話與表達真愛的自由何以如此稀缺？那一片凈土的校園里，人無自由不成其為人，教育無自由不成其為教育。今日若不能給孩子們一個說真話的機會和環境，不能給孩子們一個表達愛的空間和追求精神自由的氛圍，明日如何叫他們還社會一個有尊嚴的未來？

　　李大釗有句話說得好，“我們的‘少年中國’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創造；不是鑄定的偶像，是活動的生活。”于是，無論是表白的小丁同學，還是國旗下抨擊教育的江成博同學，在充滿謊言和呆板教學的生活中，不過是想尋回“人”的立場和尊嚴。

　　世界的未來會怎樣，答案就在于我們今天給予像小丁和江成博這樣的同學一個怎樣的世界。謊言已走遍了半個世界，真話才剛剛動身。唯愿國旗下的真話與愛的表達能夠孕育出一個個有尊嚴的未來，唯愿愛的自由與說真話成為教育的習慣和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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