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海建

　　著名演員濮存昕在參加全國兩會時表示，“我們有太多太多的晚會，太多太多的文藝用晚會的形式，什么事情都能辦個晚會。一個晚會用多少材料？搭臺、噴塑、燈光，且不說幾百幾千萬的費用，產生的垃圾都不知道往哪堆。”濮存昕說，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這樣有這么多晚會。(3月5日《信息時報》)

　　全世界最多的晚會，對應著全世界最忙的遙控器。濮存昕委員直言的“晚會太多”，其實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電視上的晚會多。2012年元旦到元宵，全國有16臺跨年晚會、18臺春節聯歡晚會、6臺元宵節晚會，以每臺晚會最低花1000萬元保守估算，兩個月晚會支出遠超4億元。

　　二是行政層面的晚會多。譬如去年，有網友披露，云南富源縣頂著貧困縣的帽子斥資幾千萬元開辦明星演唱會、國家級貧困縣甘肅漳縣為宣傳旅游文化資源也舉全縣之力搞了一場明星演唱會……財政在晚會上的大手筆支出，比民生支出更爽快、更闊氣。

　　晚會太多，不只遙控器很忙。這種動輒辦晚會的思維，說到底還是兩種思想在作祟：一是貪大圖洋的形式主義，希望用儀式感十足的晚會來壯聲勢、造輿論、編政績，在鶯歌燕舞的藝術表達中尋求心理慰藉；二是預算約束過軟，財政支出怎么花、花多少，納稅人的話語權仍很孱弱，多數人掏錢、少數人欣賞，不計成本，只為取悅自己或領導。

　　不掙錢、不爭市場的晚會太多，本身就說明有些花錢項目是可以無須考量性價比的。動輒百萬千萬元的公款支出，既無須聽證，也無須審計，與三公浪費有什么差異呢？晚會多一點其實無可原罪，只要私人掏錢，隨便你怎么辦PARTY——但靡費公款又不見收益的晚會，還是少出來招搖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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