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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杭州、昆明等地之后，溫州也走上了“拍賣所有公務車，近程貨幣化補貼，遠程市場化租車”的公車改革之路。自走出第一步起，溫州車改就要面臨跟杭州、昆明一樣的質疑聲：能不能杜絕“公務員們一邊拿補貼一邊用公車”現象的發生，這也是國內多地公車改革失敗的癥結所在。
好在，溫州仍然拿出了十足的誠意，與以往其他城市“一刀切”補貼不同，此次車改補貼根據單位工作性質和繁忙程度，將車改單位分三類核發補貼，最大限度地照顧了各職能部門和各級公務員的利益。從這方面看，溫州車改值得期待。
1400余輛公車公開拍賣 7月1日上午9時，第二批222輛公車在溫州國際會展中心開始拍賣，拍賣公司的工作人員在臺上快速而響亮地喊著依次舉牌者的報價，臺下的購買者一邊擦著汗 ，一邊用手里的號碼牌扇著風，一邊焦急地等待著自己心儀的車出現。
這幾乎和第一次拍賣時人聲鼎沸的現場如出一轍。6月24日第一次公車拍賣那天，溫州黃金假日汽車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黃亮就是在熙攘的人群之中，緊張地注意著臺上的一舉一動。
對于公車拍賣，黃亮并不陌生。去年十月，溫州市市屬國有企業的公車改革就已經展開。黃亮也參與了多次公車拍賣，并拍下了二十多輛車。一次次舉牌，然后又一次次放下。這次報了四個名額的黃亮，一輛車也沒有買。
當天拍出最高價的是一輛2008年7月購置的三菱越野車，起拍價12.15萬元，最后拍到了17萬元的高價。“一般用了快四年了，二手車價格至少要對半砍。”黃亮對此感到費解，現在一般的越野車新車的價格也不過二十多萬元。
據媒體報道，4月12日，溫州市下發《關于溫州市市級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由此正式啟動溫州公車改革。溫州市將按照“近程貨幣化，遠程市場化”要求，拍賣處置除省管領導干部用車、執法執勤用車以外的所有公務車輛。根據《意見》須保留的300余輛外，須拍賣處置的共約1400輛。其中，1400輛分6個批次進行拍賣，拍賣將在7月底之前完成。
公務員興起買車熱 在政府忙著賣車的同時，不少公務員正在忙著買車。
在拍賣的現場，黃亮還見到了不少公務員，他們在現場比較踴躍，頻頻舉牌。“車改之后，他們很多都沒有車坐了，過來拍輛車開著也不錯。”
溫州市某事業單位的公務員劉長林(化名)的一位同事也去了拍賣會現場，“他就是沖著自己單位的車去的，畢竟自己單位的車，知根知底。”但最后，由于超過自己心里價位太多，就沒有拍下來。
和這位同事一樣，在車改之后，劉長林單位的好幾個領導都在忙著買車，有的已經開著上下班了。
溫州華通豐田汽車服務有限公司銷售部部長助理方道樹向記者證實，最近確實有不少公務員前來購車。“近兩個月，豐田皇冠的購買者中，公務員能占到大約30%。”方道樹向記者舉例說，“6月份，皇冠銷售了7臺，其中公務員買走了兩臺。”
方道樹分析說，領導們坐慣好車了，一般會選擇乘坐舒適的皇冠。“他們買車比較傾向于豐田皇冠、奧迪之類的配置較高但又不那么張揚的車型，一般不會買奔馳、寶馬之類的，這樣就太張揚了。”
而大多數普通公務員更傾向購買十三四萬的豐田卡羅拉，“這個車不會太寒酸，也并不是太高檔，比較符合公務員的身份。”
方道樹告訴記者，為了方便公務員購車，車改之初，溫州市車改辦就讓溫州所有的4S店都把各種車型的價格報上去，供各公務員挑選。“車改辦會爭取到一個很低的價格，在這個價格的基礎上，購車的公務員再拿著工作證到店里談購車。”
方道樹向記者透露，他們正計劃著推出專門針對公務員的促銷活動。
租車公司由政府指定 還有更早行動的。
早在去年十月溫州市市屬國有企業公車改革啟動時，黃亮就對溫州的這次公車改革充滿了期待。他告訴記者，公司花費了一千多萬元購置了近百輛車。為了滿足國有企業的用車需求，他們還著重加強了高端車的購置。“光別克就買了20輛。”
除此之外，黃亮還為公車改革之后的單位提供了特別優惠的價格，并投標成為了三家“溫州市市屬國有企業重大商務活動用車租賃指定供應商”之一。“我們原本以為市屬國有企業在公車改革后用車量會很大，所以提出了很優惠的價格，想著薄利多銷。”黃亮喝了一口茶，幽幽地說：“但情況并不是這樣，我們公司現在為公車改革新購置的100多輛車中，正被車改單位使用的只有十幾輛。”
對于這一輪的市級機關公務用車改革，黃亮也滿懷憧憬，但有了上一次的教訓，他謹慎了許多。
“這次政府專門指定了溫州市公務用車服務有限公司來負責車改單位的租車業務，這次公車改革對我們不會有太多好處。”對此，黃亮頗有微詞。“不知道為什么市屬國企公車改革的時候還有三家民營的租車公司一起入圍，而現在卻只指定一家具有官方背景的公司？沒有競爭，他們能做得好嗎？”
溫州市公務用車有限公司經營服務部經理葉懷恩告訴記者，公司直屬于溫州市交運集團，專門負責政府車改單位的汽車租賃，目前并不對外經營。
根據此次車改“近程貨幣化，遠程市場化”的要求，在溫州市區(鹿城區、龍灣區、甌海區及市級功能區)外從事公務活動的公務交通，以市場化運作方式保障，并按規定報銷費用。“我們實行市場化的運作，用車單位在用車時先預約，我們就派車到指定地點為他們服務，最后產生的費用要先簽用車聯系單，每月25日再與單位統一結算。而如果是公務員個人租車的話，則是直接刷市民卡或付現金。”葉懷恩說。
研究公車改革十多年的全國人大代表葉青也指出，指定一家國有的企業來暫時過渡也是合理的，但以后一定要進行市場化的改革，讓當地的幾家租車公司自由競爭。
隱憂 監管措施待進一步細化 隨著溫州公車開始拍賣，各項措施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但縈繞在中國式車改身上的諸多隱憂依然存在。
葉青介紹，國內公車改革的方向基本上都是向市場化、貨幣化方面改革，“這個方向是對的，也是公車以后必然的發展趨勢。”
然而從上世紀90年代就已經開始的車改，各地方雖屢屢有大動作 ，但最后不是歸于沉寂，就是被緊急叫停。
2008年4月，遼陽弓長嶺區正式啟動了公務用車貨幣化改革，除必須保留的執法車、作業車等，公車徹底取消，當時的補貼力度比現在的溫州的補貼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僅僅在一年之后的2009年7月25日，遼陽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發布通告，“停止車改補貼發放。”由此，已實行一年多的遼陽市弓長嶺區車改被叫停。
“沒有了公車，領導們就真的沒有免費車坐了嗎？”劉長林告訴記者，很多部門下邊都有一些協會之類的社會組織，“這些協會可不在車改范圍內，領導會不會讓他們派輛車呢？”而且，這些部門領導還可以向主管的企業伸手。“他們總有辦法的，因為他們有權力啊！”
劉長林的擔心正是國內多地公車改革失敗的癥結所在：車照坐，錢照拿，補貼成了變相福利。
“一邊拿著補貼，一邊還有公車坐，這就造成了財政上更大的負擔。公車改革本來就是要為財政省錢的，如果成了這樣，有些地方到最后就干脆取消了補貼，回到了改革之前。”葉青告訴記者，目前來看，并沒有很好的方式能約束這種行為，只能依靠當地政府嚴格執法，遇到這種情況一定要嚴懲。
對此，溫州市針對這一點，特別明確了“四不”的紀律：不準借用、占用下屬單位或其他單位車輛；不準接受企業捐贈車輛；不準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到任何單位報銷交通費、車輛維修費或謀取與用車相關的利益，不得在兼職單位重復領取公務交通補貼。
“這只是口頭上的警告，沒有可操作的方案或者監督機制，一切都只是空談。”劉長林質疑道。
記者就此采訪了車改辦主任陳波，他表示現在還在開始階段，并沒有細則出臺，不方便接受采訪。
亮點 差異補貼照顧了各方利益 即使一開始就要面臨著諸多質疑，但此次溫州車改顯然也是做足了工夫，其中分三類核發補貼的做法是最大亮點，最大限度地照顧了各職能部門和各級公務員的利益，由此面臨的阻力也比較小。
6月29日晚，劉長林約記者在溫州市著名的五馬街上一家餐廳見面。由于離住處步行只有半個小時，他步行過來的。“對我們這些原來就沒有車接車送的人來說，這次車改讓我們每月白拿了一部分補貼。”劉長林一見面就笑著對記者說，他非常支持此次車改。
他的級別是最低的科員，且他們的單位屬于車改補貼標準中的二級單位，每月他能領到400元的補貼。
按照《意見》，對溫州市區(鹿城區、龍灣區、甌海區及市級功能區)范圍內的公務交通，實行限額貨幣補貼，從正縣實職到科員、辦事員按其職務層級劃分為7個車貼檔次，每人每月最高補貼3100元，最低為300元。
與其他地方車改補貼不同的是，溫州此次車改補貼根據單位工作性質和繁忙程度，經車改單位正職互評、市級領導測評、車改領導小組審定，將車改單位分三類核發補貼。例如，同樣是正縣級，一類單位可以拿到最高的3100元，而三類單位只能拿到2500元。
在葉青看來，這種分類核發補貼的方式是這次溫州車改最大的亮點。“以前很多地方的車改都是按級別‘一刀切’地發補貼，這次溫州市能考慮到各個單位具體情況的不同，有差別地發放補貼，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但葉青同樣指出，這次補貼金額很高。“離溫州車改的時間與空間都不遠的杭州車改，正局級領導一個月領取2600元，副局級領導領取2300元。而溫州作為一個地級市，正處級的補貼超過杭州正局級許多，是有一點讓人匪夷所思：這個決定是如何做出的？”他笑著對記者說，自己一個月1000元的車補省著花也夠。
當地出租車司機老劉也認為，這次補貼確實有點高。“即使從溫州市繞城高速的一頭打車到另一頭橫穿整個溫州市，也不過六七十塊錢，領導們總不至于一天穿一次城吧？”
“補貼應該是補償性的，而不是收益性的。”葉青強調。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車改的阻力其實并不小，車改補貼如此之高，就是為了減小阻力。
文/圖 記者 周超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編輯: 林永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