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毛建國

　　鄭州保姆張蕓因不滿雇主拖欠工資，將雇主一部“不起眼”的翻蓋手機藏起來，準備日后自己用。但直到雇主報警后，她才知道那款手機值6萬多元。6月27日 ，鄭州管城區(qū)法院審結這起保姆盜竊雇主手機案，認定保姆張蕓的行為構成盜竊罪，一審判處其有期徒刑 10年，并處罰金2萬元。(6月30日《 大河報》)

　　一旦涉及到法律問題，許多人常常陷入無力中。按照管城區(qū)檢察院檢察官所說，欠錢和偷手機是兩個法律關系，張蕓的行為已構成盜竊罪，量刑應在10年以上 。由此人們似乎只能譴責這位雇主，既然用得起價值6萬多元的手機，怎么連保姆的工錢也要克扣？

　　偷一部手機竟然被判10年 ，而且事因是雇主拖欠工錢，這樣一起案件，很容易給人帶來法不容情的感慨。從本源上講，法與情并不矛盾，都是為了維護公序良俗。雖然在具體的法律語境中，有時法與情保持著距離，但在很多時候，兩者其實是在一起的。而所謂的法不容情，很多時候被人為放大了。

　　按照當地檢察官所說，欠錢和偷手機是兩個法律關系，但就邏輯關系來講，兩者是存在內在聯系的。而且，這部手機雖然有發(fā)票為證，當初是花6.8萬元買的，但電子產品的貶值十分迅速且嚴重，使用至今，價值估計要大打折扣。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盜竊公私財物價值3萬到10萬元以上的，為“數額特別巨大”。這部手機現在到底值多少錢 ，折舊后到底還能不能算“數額特別巨大”，顯然需要經過評估認證。況且，張蕓當初并不知道這部手機的真實價值。如其所說，“他欠我工錢沒給，我想著這手機也就一兩千塊錢 ，正好抵我工錢了”。這些情節(jié)在判決時，應該考慮在內。

　　這樣一起案件，不禁讓人想起了當年轟轟烈烈的“許霆案”。2006年廣州青年許霆利用 ATM 機故障漏洞取款17.5萬元 ，潛逃一年后落網，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這被輿論普遍認為“量刑過重”。現在，鄭州保姆張蕓因為偷了一部手機，一審被判十年 ，同樣有點不合情理，顯得“量刑過重”。許霆最終因為“犯罪情節(jié)比較輕微”，被改判5年有期徒刑。從犯罪情節(jié)和社會影響來看，張蕓同樣應該屬于“犯罪情節(jié)比較輕微”。這一案件有其特殊性，對社會的破壞力和影響力并沒有那么大。如果考慮到這些酌定情節(jié)，那么這一案件就不會給人帶來嚴重的情法沖突。

　　因為偷了雇主一部手機，就要把十年的時光扔給牢房。這警醒我們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逾越法律。但每一個人只能夠接受罪刑相當的懲罰，犯罪不受懲罰不正義，犯罪過重懲罰也不正義。一部手機和10年徒刑之間的反差實在太大，這一案件已經像當年的許霆案一樣，引起了輿論“量刑過重”的爭議。而這種爭議，有可能影響到人們對司法公正的認識，這是不得不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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