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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女詩人，跨界寫成的長篇小說《女蜂》，不經意間，讓“蜂族”不脛而走，成了網絡熱詞。紅遍網絡的《北京蟻族》作者巫解就是“蜂族”中的一員。這個新興群體多是終日在寫字樓“釀蜜”的文化白領 ，年輕時尚，追求自由獨立，相較于“蟻族”，他們有更穩定的工作和可觀的收入，更具備理想色彩，他們是插上翅膀的“蟻族”。

　　>>>經歷大學畢業闖蕩北京

　　巫解，原名王清華，是土生土長的濰坊高密人。從湖南一所大學畢業后便去北京闖蕩，目前是北京某圖書公司高級策劃編輯。業余時間，他寫自己喜歡的小說，去年出版了歷史隨筆集《 女人們的歷史脫口秀》，今年剛出版長篇小說《北京蟻族》。

　　巫解是一只“苦行蜂”，不但要做好公司分內的策劃編輯工作，幾年來為了寫好自己的小說，他幾乎用掉了工作之余的所有時間，“不是在寫，就是在想怎么寫，怎么把它寫得更好。”

　　巫解在大學時是個文學青年，發表過一些文章。他一心向往文化中心北京，那里有出版、傳媒等文化產業。當年恰好學院的副院長給介紹了一個工作，“初生牛犢不怕虎”的他帶著山東人特有的闖勁，“心一橫，就直奔祖國心臟。”

　　>>>磨礪從“蟻族”到“蜂族”

　　畢業初期，巫解是名副其實的“蟻族”中的一員，他經歷了許多年輕人都有過的困惑——心情浮躁，理想主義；工作不如意，更換頻繁；收入頗低，只有2000元左右；住過城市邊緣的平房，也曾生活在不見天日的地下室。回味起當時的生活狀態，巫解將其歸咎為一種不成熟，“心里想的跟自己現實中遇到的不是一回事兒，心理落差較大。”

　　“在現實的磨礪下，就漸漸適應了這個社會，趨于穩定。”已是高級策劃編輯的他，盡管有了較為可觀的收入，但他坦言，對于北京的房價，依然杯水車薪。他調侃道，“按蜂族的定義，我也是其中的一員。”

　　當問到為何會萌生寫《北京蟻族》這個念頭時，巫解說：“2009年的一天，女友讓我看關于北京唐家嶺蟻族聚集區的新聞。當時這個概念剛剛提出來，我看了后很受震動。周末，我和幾個哥們聚會，飯桌上，說起這事兒，我一哥們說，這說的不就是我們曾經的生活？巫解你不是寫小說嗎，寫一個吧。底層80后也需要發聲，也需要代言。本來我就有寫的想法，大家這樣一鼓動，我就動筆了。”

　　>>>創作虛構之外，必有真實

　　小說《北京蟻族》中的主人公“巫解”是北京一所二流大學的大學生，畢業后毅然選擇留京。由于專業冷僻，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于是經常在失業的窘況之中徘徊。由于生活的壓力，第一任女友白藝與他分手。后來，他又遇到了活潑可愛的李樂樂，兩人相愛，同樣由于對巫解的失望，李樂樂也離他而去。后來，一直寫小說的巫解終于得到一個好機會，一舉成名。

　　與巫解一起留京的還有他在大學詩社中結交的幾個鐵哥們——崔哲、大馬、老驢。他們是跟巫解一同居住在北京城鄉接合部“聚居村”的“蟻族”。他們是“弱小強者”，剛剛在這個城市起步，出身農村，沒什么社會背景。他們原本對生活充滿希望，想靠自己的努力來改變處境，如考研、考公務員等，但命運跟他們一次次地開玩笑，終讓他們墜入無言的結局。

　　作者以幽默的筆觸，精致入微的觀察，寫出了蟻族——這一當代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窘境，已及他們不甘消沉，為夢想而打拼的動人情景。這部小說以作者巫解自身經歷為藍本，詼諧地展示了“蟻族”們痛并快樂著的“胸悶”生活。

　　如果說 ，“蜂族”與“蟻族”相比，是多了一雙理想的“翅膀”，那么，我們真希望“讓‘蜂族’飛一會兒！”

　　文/本報見習記者 秦宇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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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蜂”的心聲

　　敲完這本書最后一個字，是2010年11月某個深夜，凌晨3點多。

　　我離開電腦桌，點上一支煙，把整個身子陷進沙發里，想要把腦袋清零，什么都不想，只是靜靜地抽完這支煙。

　　但我沒有做到。一個念頭一直在腦子里盤旋：我為什么要寫這么一個小說？

　　我終于弄明白了，從一開始，我就不是為了記錄，而是為了表達。

　　我想表達，我想告訴你我體內有這么一塊石頭，我想說說我對這塊石頭的一點看法，我想弄明白這塊石頭的來龍去脈，并迫不及待地想告訴你們我的研究成果。我甚至想問問：你們體內也有這樣一塊石頭嗎？

　　我想說說現實的巨大和堅硬，愛情在它面前脆弱如雞蛋，只是一套60平米的房子就可以讓所有眷戀粉身碎骨。而我又隱隱約約聽到雞蛋在唱歌，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幻覺。

　　我想說說夢想的誘人和兇殘，尤其對于一個并不強大的理想主義者來說，它會像砂石一樣把你磨得血肉模糊。它美好而戲謔，光明亢奮與黑暗頹唐比翼齊飛。可沒了它，靈魂何處安放？巫解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編輯: 張珍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