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島全媒體記者  孟秀麗

6月23日下午，“征程萬里 見證初心——《1937，延安對話》新書發布會”，在中國出版集團11層會議廳舉行。這本極具黨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紀實作品《1937，延安對話》，是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主題出版好書之一。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著名詩人吉狄馬加，中國版權協會會長閻曉宏，中國社科院黨組成員、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姜輝，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對外合作交流局局長楊明偉，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長李一昕，著名作家、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獲得者王樹增，著名評論家、《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以及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成員、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李巖，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當代》主編、本書責任編輯孔令燕等出版方代表，參加了發布會。發布會由中國出版集團公司黨組成員、副總經理陳永剛主持。會上主辦方詳細介紹了本書的出版歷程和價值內涵，與會嘉賓高度評價了本書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公認為這是一份內涵豐富、極為珍貴的黨史資料。

一部極具黨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珍貴文本

在“征程萬里 見證初心——《1937，延安對話》”新書發布會上，主辦方詳細介紹了本書的出版歷程和價值內涵。

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成員、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李巖在發言中說：“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1937，延安對話》是中國出版集團、人民文學出版社為建黨百年獻上的一份珍貴的禮物，這是一本極具黨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好書，是我黨在延安時期革命實踐和思想理論的重要見證，是一部新發現的《紅星照耀中國》。”

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說：“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也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出版這樣一部極具黨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珍貴文本，既是向建黨百年獻禮，又是對人民文學出版社優良出版傳統的延續。”

《當代》雜志主編，本書責任編輯孔令燕介紹說：“這本書，是我從事編輯工作二十多年以來用時最長、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書。用時長，是因為客觀原因，上面已經說過。投入情感多，是因為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真正被中國革命者的忘我和奮斗精神所感動，被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和眾多革命者的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所震撼。”

本書作者托馬斯?亞瑟?畢森（Thomas Arthur Bisson 1900-1979）： 20世紀早期美國著名的東亞問題研究專家，擔任過美國政府的東亞政治經濟顧問。曾于1924年至1928年期間來到中國，先后在安徽省懷遠縣一所中學以及燕京大學執教。1937年6月，到訪延安，后返回美國。1948年至1953年，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系任教。后因麥卡錫主義政策影響被迫離開美國。1969年，應邀到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瑞納森學院任教，為該校中國語言和文化課程奠基人。

譯者李彥，北京人，1987年赴加拿大留學。1997年起在滑鐵盧大學瑞納森學院任教。現任文化及語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2007年起擔任滑鐵盧孔子學院加方院長，長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從1985年起從事中英文雙語創作、翻譯。曾獲中外多個文學獎項。主要作品有：英文長篇小說《紅浮萍》《雪百合》，中文長篇小說《海底》《嫁得西風》，紀實文學《蘭臺遺卷》《不遠萬里》《校園里那株美洲蕾》等。

一份內涵豐富、極為珍貴的黨史資料

與會嘉賓高度評價了本書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公認這是一份內涵豐富、極為珍貴的黨史資料。

中國出版協會理事長柳斌杰發來賀信，祝賀《1937，延安對話》出版發行，他在賀信中說：“一個外國學者，80多年前來到延安，如此真實、客觀、全面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延安根據地早期的革命：追求和實踐行動現場，留下了這些珍貴的文字和圖片資料，也是為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所感動。他向世界宣示和證明了中國共產黨人民族先鋒隊的作用，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為民族謀復興的使命，為世界守護和平正義的決心。”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著名詩人吉狄馬加說：“勵精圖治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的夢想，實際上在很早就形成，不是在現在或者前二十年、三十年，而是在建黨就開始的。所以這一點上，這本書還是有它的特殊價值。”

中國版權協會會長閻曉宏說：“這本書最大的價值，是對朱德、周總理、毛主席的采訪。從中的確看到了當時共產黨的領袖們卓越不犯的領袖氣質和前瞻性、判斷力。這是1937年時的斷言，真的是太了不起。另外這本書講到了我們為什么要把人民群眾這種力量作為一個政黨和一個社會最重要的依靠和走向。講得非常清楚、明了。”

中國社科院黨組成員、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姜輝說：“這本書恰逢其時非常有價值，對當前我們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是很好的參考讀物，同時對于我們研究黨史、國史都有很珍貴的文獻上的價值。”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對外合作交流局局長楊明偉說：“延安精神是在什么情況下產生的？住的是貧瘠的地方，是窯洞。吃的、穿的都成問題，但是在這個隊伍里面體現的卻是朝氣蓬勃的、一種感染人的、一種民族團結的、有希望的精神狀態，這種精神恰恰是在極其貧窮貧困的基礎上，在斗爭極其復雜殘酷的環境下產生的，它引領了中國的精神方向。”

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長李一昕說：“我感覺這本書的內容、意義并不僅僅在于記錄歷史，更在于它對未來的準確預言。作者通過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便已經看到了中國未來的走向，那就是中國必將是屬于共產黨的中國，共產黨是未來的主宰。”

著名作家、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獲得者王樹增說：“《1937，延安對話》以最詳實的紀實樣式，真實的記錄了當時在我們民族最危機的時刻，共產黨人是用怎樣的胸懷來倡導和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可以說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就沒有抗戰的勝利。”

著名評論家、《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說：“人文社能夠把這本書出來，我覺得在出版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刻度，甚至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作品。為什么？在歷史事實里面，中國人講的故事很多，但是通過老外的客觀眼睛，他們雖然也是懷著一定的傾向性，但是通過外國人和中國領導人的對話，和到根據地去探訪所留下的當時的一些筆記等等，可能更具備說服力，或者說從國際的角度上，講中國故事這個角度上，更具備說服力。”

塵封80年珍貴史料國內首版  又一部《紅星照耀中國》致敬建黨百年

托馬斯?亞瑟?畢森是上世紀30年代美國著名的亞洲問題研究專家，擔任過美國政府的東亞政治經濟顧問。曾于1924年至1928年期間來到中國，先后在安徽省懷遠縣一所中學以及燕京大學執教。 1937年6月盧溝橋事變前夕，在斯諾的幫助下，畢森與漢學家歐文·拉鐵摩爾以及其他幾位美國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在一路艱辛中，畢森親眼見證了當年中國社會的動蕩現實與革命圣地的烽火歲月，并在歷經坎坷抵達延安后采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紅軍領袖。他將這些見聞與采訪用鉛筆寫在兩個筆記本上，在真實記錄了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理想和奮斗實踐的同時，也為中國乃至世界了解中國共產黨以及了解中國共產黨為民族復興所作的艱苦努力，開啟了視野，解開了謎團。同時，因為這些特殊的經歷，同時為中國工農紅軍和共產黨人的精神魅力和堅定信念所折服，畢森從一名篤信上帝的傳教士，轉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除了文字記錄之外，畢森一行人還拍攝了大量珍貴的照片，有從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據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難得的是捕捉到許多正值盛年的中國共產黨領袖們的風采。

書中這些珍貴的筆記和照片，不僅呈現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容貌風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是從一位西方學者客觀和切實的角度，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初心、中國革命的正義性和取得輝煌成就的歷史必然性。本書因其獨特的視角以及客觀詳盡的內容，堪稱一部新發現的《紅星照耀中國》。

但是，自從作者畢森到訪延安80多年以來，這些筆記和照片僅于1973年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出版過英文版，之后再未出版。本次是這些筆記首次在中國出版中文單行本。

今年適逢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出版方人民文學出版社希望以這本《1937，延安對話》，向為今日之中國奮斗終生的先輩們致敬，向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致敬。

美國學者講述中國故事  兩本筆記見證百年征程中的大勢所趨

在延安短短幾天的訪問，畢森一行被中國工農紅軍和共產黨人的精神魅力和堅定信念所折服，發自內心地認為這是一個能帶領中國走向光明未來的領袖集體。畢森和朋友們真實記錄了當時的心情和判斷：

畢森在筆記上寫到：“延安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的胸中，充滿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個環境里，個人私欲必須向崇高的理念折腰。為了共同的事業，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齊心協力，頑強奮斗，大家分享著這種精神追求所帶來的充實感……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毛澤東會頑強不屈地奮斗著、堅持著，要把這種精神推廣到整個中國。”

擔任司機的艾飛?希爾在回程的路上感慨：“我曾經見識過各種各樣的人。……但毛澤東卻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個能夠統一全中國的人。”

同往延安、并曾擔任過國民黨的高級顧問的歐文?拉鐵摩爾，在1973年英文首版的序言中寫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所以毫無顧忌地透露出這些訊息，是因為他們無比堅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歷史轉折點的緊要關頭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來。

畢森所記錄下來的在延安那一場又一場談話之中，最為突出的特色，便是中國革命領袖們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維和先見之明。”

而且，為了確保《1937，延安對話》一書的嚴謹性，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僅多次對稿件進行校對、加注以及聯系譯者對細節進行修改，還將書稿送給有關專家審定了黨史事實。著名黨史專家、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陳晉對書稿進行審讀后，在提出了相關意見的同時也高度肯定了本書，并在序言中提出“它真實地記錄下美方時勢研究人員在中國人民全面抗戰到來前最后一刻，在延安的所見所聞；真實地記錄下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在全面抗戰到來前最后關頭，所做的重要政治宣示；真實地記錄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陜北蘇區在全面抗戰到來前的那一刻，所實施的各項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筆記塵封八十年終面世  珍貴史料歷時三年編輯付梓

畢森一行從延安返回之后僅五天，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日戰爭開始。之后不久，畢森回到美國。尤其是20世紀5、60年代，美國在國內實行麥卡錫主義，對左派知識分子進行打壓和排擠，許多知識分子紛紛離開美國。如斯諾去了瑞士，與畢森同訪延安的歐文.拉鐵摩爾去了英國。畢森也是如此，在美國國內受到各種懷疑和排擠，于1969年到加拿大滑鐵盧大學任教，并成為這所學校中國和文化課程的奠基人。雖然畢森命運多舛，但是卻嚴密而謹慎地保護了這些珍貴的筆記，只是沒有機緣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和面世。

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勢推動之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出版了這本珍貴的筆記：“Yenan in June 1937: Talks with the Communist Leaders”，直譯為“1937年6月，與共產黨領袖們的對話”，成為畢森訪問延安之后36年之后，第一次出版英文版。

但是英文版在美國出版之后，也未引起關注，后來幾十年如同石沉大海。一直到2019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華人作家、也是本書的譯者李彥，寫了一篇講述畢森生平的散文“校園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當代》雜志。文中提到畢森到訪延安的《延安筆記》一事，引起編輯的注意，開始按圖索驥尋找在國內出版這本書的渠道和方式，最終尋找到這本從未在國內出版的珍貴史料。

從2019年起，中國出版集團，人民文學出版社，都將這本最初譯作《延安筆記》的圖書，作為每年出版選題的重中之重，從領導到編輯，從版權部門到設計部門，都全力投入推動本書的出版。最后在各方協助、推動下，從動意引進《延安筆記》中文版至今，用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最終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方研究中心取得聯系，在疫情最危重的時候，通過郵件往來，購買到《1937，延安對話》的中國大陸出版權。如今，人民文學出版社終于完成了這本珍貴史料的所有出版流程，將80年前那兩本鉛筆記錄的《延安筆記》，最后定名為《1937，延安對話》，于2021年6月23日正式推出。在黨的生日即將到來的時刻，向走過一百年艱辛而輝煌歷程的中國共產黨，獻上一份真摯的厚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