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科倒閉潮來了”——2024年年底，這個話題在互聯網上掀起了一股討論的熱潮。

理進文退，余波未消。它關乎的，不只是各國高校的學科設置變化，以及莘莘學子的升學選擇。

19歲出國留學，31歲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做博士后，如今在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社會學院任教，來自青島的賈蓮睿正在經歷著這個過程。

她是這一歷史性變化的親歷者，也是跳脫的研究者，更是歷史洪流中的一分子。在她看來，科技的浪潮勢不可擋，但無論再好的科技，仍取決于在什么社會條件下使用、為誰所用、為誰服務，“理科發展應用中，一定需要文科。”

以下為賈蓮睿自述——

以學術為志業

求學生涯中，我覺得自己一直都很幸運。

2008年，我高中畢業就出國了，一開始去了加拿大卡爾頓大學讀傳播學。其實那時候我也一頭霧水，學校和專業選擇都不是自己的主意。我媽也沒找中介，只是基于她對我的了解，幫我做出了選擇。

剛上大一時，我確實不適應。因為它是一個人文社科類的專業，作為中國留學生，語言、文化上都有很多無法理解的東西，老師講的很多例子都聽不懂。直到大二時，接觸了一些傳播學比較核心的理論，我突然開竅了，覺得非常喜歡這個專業。后來到了大三、大四，越學越覺得自己對這個專業非常感興趣。本科畢業后也沒有第二個想法，就想要繼續讀碩士，探索我感興趣的話題。

當時，中國人在國外做中國互聯網研究的很少。我想，如果我可以在海外成為一個研究自己國家互聯網的學者，可以讓來自中國的不同聲音被世界聽到，也算是對國家做出貢獻吧。所以我申請了本校本專業的碩士學位，拿到了不少的獎學金，這也給了我不少鼓勵。

這期間，我從來沒有想過找工作，因為我覺得，做什么都沒有繼續讀書更讓我感興趣。同時，在北美讀書確實有些收入還可以，過得去，能維持自己的生活。比如，可以幫老師做一些助教、研究助理的工作。

2014年，我進入約克大學讀博士，研究方向是傳媒與文化。

很幸運，在這樣一個大環境里我不斷遇到自己感興趣的課題。從中國互聯網一開始發展起來，到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可以說是被全球矚目的一個標志性大事件，到后來平臺經濟的崛起，再到現在的“AI熱”，這片充滿可能性與巨變的土地確實為我滋生了很多課題與研究方向。我的博士后研究課題就是偏向平臺研究的，主要集中在對中國的平臺和移動應用行業、其地緣政治、治理和全球化的探索。

其實在讀博前，我就拿到了博士后的工作offer。所以，2020年從約克大學博士畢業后，我又去了多倫多大學做博士后。緊接著，博士后還沒讀完，導師就給我推薦了一個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的工作機會——關于中國和社交媒體方向的教職——這簡直就是喊著我名字的一份工作。我遞了簡歷，很順利地被錄取了。

2021年，我提前結束了博士后生活，從多倫多漂洋過海搬到了英國謝菲爾德，一直到現在，已經進入第四年。

這一切都是無縫對接的，做完一項又做下一項。

回顧這一路，其實一開始，我真的沒有什么遠大的夢想和期許，只是“搞懂”、“搞明白”、刨根問底一些課題的過程非常吸引我。

你總是會發現，世界上好多事情有著各種各樣的聯系，探索發現的過程對我來說充滿了樂趣。我所得到的反饋也證實了我做得還不錯。所以，我認定這是我喜歡且擅長的事情。

在這個過程中，我收獲了各種善意、幫助和溫暖。在工作中，我也希望將曾經收獲的東西再傳遞出去。漸漸地，我心中萌生了一個稍微“遠大”的目標：在研究世界的過程中，為自己的文化發聲。這很重要，無論聲大聲小。

學科關停

在謝菲爾德大學，我拿的是終身合同。對我們來說，終身合同是畢業后能找到的在學術界比較好的一個職位。

英國的終身合同不同于北美地區。比如美國高校也會有一些“非升即走”的情況，即便拿到了終身合同，最終能不能通過，要看前期的評估，如果評估不合格，老師就要離開。這意味著這個合同前幾年對于剛入職的老師來說壓力很大。

但在英國，終身合同前期雖然會有一個類似轉正的流程，但并不是說過不了就得走。按照學校規定，如果一年過不了，就再給你一年機會，或者讓你一直待在這個職位。通常來說，學校讓老師直接走的情況比較罕見——除非，你的學科沒有了，或者整個學院關閉了。

就在今年，學科關停這件事真的在我們學院發生了。

我所在的社會學院今年只招了75名碩士研究生。我們學院原先是有三個學位的，一個是社工，一個是社會學，一個是數字傳媒和社會。今年開始，社會學和社工的碩士項目被停掉了。因為去年，社會學只招到了3名學生，社工項目好像招生人數也是個位數。這是一個巨大的縮減，在以前輝煌時期，社會學可能可以招到十幾、二十幾個學生。

學院最后剩下的數字傳媒和社會項目，現在是由我負責的。這個項目始于2018年，最初學生也很少，后來慢慢做得還不錯。在2021年我來之前，學院招生人數達到了有史以來的巔峰——200人。近幾年的招生數據就變成了140、120、100……有了逐漸下降的趨勢，到今年只有75人，降幅確實有點大。

不止社會學院，據我了解，整個學校今年招生人數下降了30%，各個專業情況不同，但文科的確是受到了重創，我確實感受到了“文科倒閉潮”。在英國，體現最明顯的還是碩士項目。

英國的大學是私營的，出于一些財政方面的考量，如果招收的學生數量無法負擔運營項目的費用，校方就會將項目暫時停掉。另外，同樣的師生資源下，學校還會產生一些內部的競爭。比如傳媒方向，原本社會學院下面有數字傳媒和社會項目，新聞學院下面有一個偏傳媒學和記者學的項目，人文科學學院也有一個叫作傳媒文化的項目，但是現在，學校似乎有意讓我們這三個近似項目相互競爭，看看最后哪個能活下來，就保留哪個。

我也有一點點的擔心，如果目前我負責的這個項目被停掉，甚至整個社會學院被砍掉，沒有學生了，那我可能就要面臨失業。這不是沒有可能，之前學校里確實有文科學院整個關掉、教師全部離職的情況，比如考古學。這種關停的項目可能一時半會兒活不回來了，除非哪天考古學突然像AI一樣興起。

大學會怎樣

對我個人來說，因為簽的是終身合同，不像其他簽臨時合同的同事——他們很多人可能現在真的會擔心明天就沒有工作了——我沒有感受到太大的關于失業的威脅。我覺得，近期來看，整個社會學院關停的可能性還是很小的。社會學是人文社科領域非常重要的一個學科，如果我們這個社會沒有了社會學，那將多么恐怖。

它可能還會存在一段時間，只是，對于那些剛畢業的博士來說，未來沒有那么光明了吧。人文社科領域的博士就業一直就是個很大的問題，加之現在的博士太多了，在短期的裁員和人員縮減的情況下，他們或許很難找到一份比較好的工作或者教職。最近，我們學校也開始鼓勵博士生導師積極去和博士生聊這個話題：學界不是唯一的出路。

對于學校原有的教職工來說，學科關停對實際工作是有影響的。

在謝菲爾德大學，教師的工作內容構成基本上包括40%的教學、40%的研究，以及20%的管理。如果一個項目關停了，受到影響的老師仍然留在學校里，只是他們的工作內容結構會在原先基礎上進行調整，比如可能少了一個碩士項目，就多帶一個本科的課程，多帶幾個學生，或者多增加一些管理方面的工作。

實際上，雖然學校沒有直接裁員，但在學科關停、學生減少的這種情勢下，很多老師已經主動離開了學校。人員減少了，但學校并沒有再招新人進來，因此，大方向上，我覺得工作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有點增多。

我現在日常的工作量有這幾方面：教學層面，秋季學期教1門課，春季學期教兩門。管理層面上，除了碩士項目的管理工作，學院里的各種會議、學生對接的工作，帶的學生數量已經減少了，本科生和碩士生加起來只有十幾人。剩下的，就是我的個人研究時間。按理來說，這部分應該占用我所有工作時間的40%，但最近各種雜七雜八的事情幾乎占滿了我的全部時間，所以需要自己另找時間做研究。

我們額外增加了很多流程化的會議和工作量。比如學生縮減后，學校會說，看下現在還有多少課程選擇，要不要再減少幾個課程，由此減少一些支出？因此，老師們需要為選擇減少哪門課或者抵抗一門課不被削減而進行一些準備、商討和會議。這些都是額外的工作量。

研究不像教課，可以明確備課幾個小時、教課幾個小時，研究是一份無法量化具體時間的工作。一方面，它很靈活，另一方面，沒有盡頭。

雖然英國沒有加班文化，但在工作時間被教課、開會以及其他雜事占滿的情況下，做研究依然需要在晚上、周末拿出自己的休息時間來進行。沒有人期待你在課外時間做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但身為研究者，就是要老想著這個事情。

另外，盡管目前老師的薪資未受影響，每年也在按計劃漲薪，但在學校的財政考量下，我們仍然能從各個方面感受到壓力。比如，學校的活動、老師個人經費申請上的變化，甚至，如今不是所有老師的年假申請都可以得到批準。

雖然學校營造出了一種非常悲傷的氛圍，讓我們有危機感，但作為老師，教課的體驗感反而變好了一點。沒有那么多人了，我有了更多機會和學生對話，叫得出更多人的名字。

對我來說，真正的影響是精神層面的。當我在學校大會上親耳聽到管理層說，有的項目根本就not worthy（不值），當教育機構完全用經濟指標去考量學術研究，仍然會覺得震撼。

如果大學這樣走下去會怎樣？

到達教室準備給研究生上大課，今年只有75人。（受訪者供圖）

功利，熱情與希望

這一切，和學科有關，也和學科無關。

現在確實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技術工程這類理科興起，被格外強調和重視，文科招生會遇到一些問題，導致學生數量下降。但我覺得，文科大批量關停和大學的私有化、商業化運作有非常大的關系。

自2008年，英國高校開始瘋狂擴大招收國際學生，國際生源逐漸成為其收入占比的很大一部分。以謝菲爾德大學為例，學校對國際學生，特別是對中國學生的依賴到了什么程度呢？現在，我的學生中90%都來自中國。

這樣就導致國際環境出現任何一點變化，都會對學校的財政狀況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在北美和英國，學生原本就面臨著經濟滯漲、大學學費過于昂貴的困境。而過去幾年疫情限制了人員的自由流動，國與國之間的博弈和競爭持續不斷，以及地緣政治的影響……這些因素使得無論是哪個國家的學生，對于出國留學的選擇都有了二次的考量，或者不再將留學當作一個選項。就全球來說，這導致國際學生的數量都大規模減少。當然，很多比較好的學校，像曼徹斯特大學，是有減少，但不會減少到危及生存的程度。

我在學院同時還負責招生工作，所以會在招生會上聽到管理層強調：我們整個工作的重點，都是圍繞怎樣保持住國際市場，增加招生這方面來考慮的。

但這并不意味著學生出國讀書這件事變得更功利了。至少在我接觸的來自中國的留學生身上，我看到的并不是一個功利的讀書態度。

學科關停了，那些真正熱愛社會學的學生反而更有熱情了。他們還是會跑來問，這個課什么時候再開，我還是想要繼續學習。

上周，在我的本科生課堂上，我們討論了一個話題：怎樣看待科技，怎樣看待在現代化道路上一直要追求更高更快更強的這種話術？有兩個學生就討論得非常認真，他們真的對此很感興趣，聽得懂，也可以和你產生一些比較有意義的交流，甚至可以反問我一些問題。

也是在上周，我在學校咖啡廳聽到一個女生和她的小姐妹在聊天，說她不想繼續現在的專業了，正在計劃去學一個自己更感興趣的心理學方向的課程，但是讀這個項目需要很多錢。上課的地點在倫敦——消費水平遠高于謝菲爾德，她無法負擔自己在倫敦的住宿費用，因此考慮買輛車住在車上，將車停在路邊。

也許她換專業的動機除了興趣，也有實際的就業方面的考量，但我仍為她這種求學精神感動。我從這些年輕人身上看到了希望，或者說，能夠看到這個世界還沒有完全偏向于一種實用主義的趨勢。

參加學生的畢業典禮，從學生身上也收獲了靈感和活力。（左一為賈蓮睿  受訪者供圖）

我們怎么辦

我最近開了一門關于AI算法的課程，同時還和其他老師合作，正在進行一個關于中國的AI人工智能管理政策方面的研究項目。

身為一線教學人員，我們的態度已經從前幾年的不允許學生使用AI，轉變為允許學生在寫作業過程中使用AI了——當然，他們需要列出使用AI提出了什么問題，AI給出了什么答案，以及需要解釋說明，如何將AI給的結果變成自己的東西。

作為互聯網原住民，現在的學生使用人工智能已經不可阻擋。他們看文獻再也不需要像我們過去一樣，還需要查字典了。也許人工智能翻譯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文獻，但我仍然對這件事持有懷疑態度：他們的學習體驗改變了，在語言方面或許也無法再有大的提升了。

世界正在發生變化。在各個方面，科技的浪潮勢不可擋。那么，我們今天要如何看待文科？

首先得承認，隨著科技的變化，文科也在變化。比方說，現在科技是文科研究的一大主題，這也是文科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它是開放的。其次，文科又注定是“慢”的，因為一個好的研究不僅需要一定的普世性，同時還能經歷一定歷史的考驗，是有深度的，而不僅僅是描繪社會現象。

這也就注定在理科的發展應用中，一定需要文科：無論再“好”的科技，都取決于在什么社會條件下使用、為誰所用、為誰服務。這些都是文科可以貢獻的方面。

我始終堅信多樣性是一件好事。我們肯定不希望只用數字、科技、高效這種價值觀來運行衡量所有社會事務吧？那我們為什么還要保持“非遺”——這些很“慢”，很沒效率，很不機械化的技術和文化？

有了文科理解的科技，肯定會是更有溫度的科技。

在曼徹斯特大學參加AI論壇公共活動。（右一為賈蓮睿 受訪者供圖）

我認為，這種環境下，文科學者應該做我們最擅長的事情：對任何事情的討論都是對我們這個社會的映射。就像對于AI的討論，對于“大學”作為一個社會機構的討論，對于留學的前景以及未來的討論。

我有多重角色：既是親歷其中的個體，也是跳脫的研究者，更是歷史洪流中的一分子。對我來說，在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鼓勵學生保持健康的、懷疑的態度來看待這一切變化——

不要被輿論裹挾，也不要害怕學習接觸新的事物；積極地面對這些變化：從歷史中學習（新科技發展總是伴隨著周期性的寒冬和炎夏，就好像AI也不是第一次經歷“AI熱”）；遇到能發聲的機會要主動發聲，特別是在跨學科的交流討論中；還有對身邊正在經歷這些變化的同仁和學生們進行力所能及的關懷。

我覺得，善意就是個人可以做到的最力所能及的抵抗。

（半島全媒體記者 牛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