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剛

父親李文春出生于1936年10月6日，病逝于2021年11月9日，從事小學教育38年，曾經擔任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惠民縣第五、六屆委員會委員。父親從農村走出來從事小學教學工作，這為我的人生搭起了第一塊起跳的跳板，讓我在青少年時代便對村莊之外的世界有了一個瞭望的窗口。

父親1953年工作，1991年退休，在農村小學執教了38年。父親的人生有三個重要節點：一是1953年8月考取惠民師范學校（師范速成類），這為他17歲便完成了人生場域的轉換奠定了堅實基礎，讓他的人生不再被局限于齊家口村，也不再重復我祖父那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業生活，而是開啟了另外的一種人生。父親的同齡人，大都沒有走出齊家口村，他們在先輩曾經耕耘過無數遍的土地上接續耕耘。隨著“30后”一代人的逐漸退場，許多人已經安眠在齊家口村邊的大地里了。二是1961年10月從高青縣回惠民縣時，父親乘坐的帆船在橫渡黃河時因遭遇大風和激流而翻船，父親落水后緊緊地抓住了半傾斜的船幫，最后終于獲救。這件事母親經常提及。母親講，這次翻船造成了三四十人死亡，獲救的只有兩三個人，父親就是這幸運的兩三個人之一。父親在速成師范畢業后便被分配到了惠民下轄的高青縣任教，相比務農而言，無疑是一件值得慶幸的大事，但是，高青縣與惠民縣盡管相鄰，一條黃河卻把這兩個縣分割成了兩個相對獨立的區域，父親需要坐船才能橫渡黃河，父親的命運便如此這般在時代的洪流中起伏漂蕩著。三是1984年至1990年父親擔任惠民縣政協委員，這是父親經歷了時代風云洗禮之后終于得到社會認可的標志。小學教師當選教育系統政協委員的幾率并不高，起碼說明，他在同層級的同事中還是相當優秀的。

父親執教的申橋鄉灣頭村小學常年訂閱《紅旗》等雜志，他偶爾把這類雜志及恩格斯的《論馬克思》等書籍帶回家，使得懵懂的我對外面的世界形成了初步想象，這是普通農村家庭不曾有的文化風景。也許，我后來走上文學研究之路，人生起點處一些點點滴滴的瑣事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是極其嚴厲的，經常用管教小學生的方式來管教我，這對青少年時代具有叛逆傾向的我而言，是不大容易接受的。在我六七歲時，父親與母親站在凳子上整理庭院里種植的絲瓜，因為他們騰不出手，便要我幫助找剪刀，我當時不大情愿，便“哼”了一聲，結果讓父親聽到了。他從凳子上下來，用極其嚴厲的話語教訓我，我趕緊去找剪刀了。這讓我剛開始萌發的反抗精神被壓了回去。后來，我的性格中缺少反抗精神，也許與父親的規訓有一定關系。不過，我骨子里并不服氣，反抗的地火依然在心底深處燃燒。這也是我在遇到困難時不輕言放棄的性格生成的原因之一吧。當然，父親對我的嚴厲態度也有例外，在我感冒發燒時，父親會半夜起來用手摸我的頭，這讓我體會到父親對子女也有溫情的一面。

作為一名普通的老教師，父親把自己的青春獻給了農村基層教育事業，一直干到退休。1983年下半年，我在父親的建議下干了代課教師，干了半年便沒有再干下去的信心和毅力了，而父親一干就是三十多年，這讓我在敬佩不已的同時也感到了人生的無奈。后來，我沒有循著父親為我規劃好的代課教師、民辦教師到公辦教師的路徑走下去，而是毅然決然重走高考路。在這一過程中，父親倒是非常包容，他接納了我的選擇，使我實現了自己的大學夢，并開啟了區別于父輩的人生之路。

父親那一代小學教師，大都退到了歷史的幕后，已經很難為人所憶起，這恰是那一個時代諸多普通小學教師的真實寫照。然而，在我的眼里父親的影像從未模糊過。父親給我的人生搭起的第一塊跳板，為我后來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起到了助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