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國檢察機關持續推進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檢察實踐，檢察業務工作總體實現高質量發展，黨的檢察事業穩步前進。3月1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2023年全國檢察機關主要辦案數據，一年來數據呈現出哪些突出變化？最高檢案件管理辦公室負責人就有關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

問：2023年是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也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轉段后經濟恢復發展的一年，全國檢察機關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最大的政治，聚焦法律監督職能，加快推進檢察工作現代化，全年檢察業務數據呈現出哪些新變化、新成效？

案管辦負責人：2023年，全國檢察機關始終堅持黨對檢察工作的絕對領導，深入開展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緊緊圍繞黨和國家中心任務、首要任務、戰略任務，全面履行檢察職能，自覺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為法治擔當，讓“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成為新時代新征程檢察履職辦案的基本價值追求，持續推進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檢察實踐，各項檢察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是刑事檢察穩步加強，有力捍衛司法公正。全國檢察機關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堅持嚴格依法辦案、公正司法，正確履行刑事訴訟基本職能。2023年共批準逮捕50.7萬件72.6萬人，決定起訴121萬件168.8萬人。堅持嚴懲嚴重犯罪不動搖，共起訴殺人、搶劫等嚴重暴力犯罪6.1萬人，切實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依法充分履行檢察職能，不批捕48.4萬人，不起訴57.8萬人，不捕率40.7%、不訴率25.5%，不捕、不起訴裁量權的適用更加精準，“不捕率、不訴率不是越高越好，也絕不是越低越好；訴前羈押率不是越低越好，也絕不是越高越好，關鍵是嚴格依法辦案、公正司法”的要求在逐步落實。依法主動履職追加逮捕、追加起訴，糾正公安機關遺漏提請逮捕的犯罪嫌疑人1.9萬人，糾正遺漏起訴同案犯9.9萬人。強化對刑事偵查和審判活動的監督，監督立案9.7萬件、撤案4.3萬件；提升刑事審判監督的精準度，提出刑事抗訴7800余件，抗訴采納率79.9%，同比增加10.7個百分點。

二是民事檢察更加有效，切實守護民生福祉。牢固樹立權力監督與權利救濟相結合的民事檢察思維，共受理各類民事檢察案件33.3萬件，提出監督意見14.4萬件；其中對確有錯誤的民事裁判提出抗訴、再審檢察建議1.4萬件，法院審結后改變率88.4%，抗訴精準性進一步提升。強化落實“五號檢察建議”，加大對虛假訴訟的懲治力度，共提出涉及民事虛假訴訟的民事檢察監督意見9300余件。部分地區運用一體化辦案機制辦理虛假訴訟監督案件，如江西省贛州市檢察院與贛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檢察院一體對關聯案件進行審查，發揮協同辦案優勢，對涉案金額1400余萬元的系列虛假訴訟案件快速突破，發出再審檢察建議4件，均被法院采納。

三是行政檢察更加有力，促推法治政府建設。圍繞強化履職實現有力監督目標，持續做實行政檢察監督，共受理行政檢察案件16.9萬件，同比上升1.2倍；提出監督意見14.2萬件，同比上升1.8倍，其中對確有錯誤的行政裁判提出抗訴和再審檢察建議624件，法院審結后改變率75.7%，監督質量持續向好。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工作常態化開展，共化解2.2萬件，行政裁判案件化解行政爭議率39%，矛盾化解效果較好。

四是公益訴訟更加精準，更廣泛保護公共利益。公益訴訟檢察制度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護領域的生動實踐和原創性成果。檢察機關牢記“公共利益代表”的神圣職責，共立案辦理公益訴訟案件19萬件，以訴前程序辦理公益訴訟案件13.6萬件，99.1%的案件在訴前得到解決。對于一些訴前程序解決不了的問題、具有引領性的公益訴訟案件，堅持以“訴”的確認推動類案治理、訴源治理，共提起訴訟1.3萬件，法院支持率99.96%。公益司法保護“中國方案”得到社會廣泛認同。長江沿岸港口眾多，船舶污染成為頑疾，最高檢直接以公益訴訟立案，沿江11省市檢察機關同步辦理關聯案件575件，推動完善船舶污染物接收轉運處置設施、健全閉環監管流程、優化收費項目和價格。

問：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是新時代的硬道理。2023年檢察機關主動服務和融入黨和國家大局，如何以高質量司法服務高質量發展？

案管辦負責人：法治是發展的重要保障，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全國檢察機關充分發揮檢察職能，堅持運用法治力量服務高質量發展，為保持我國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提供法治保障。

一是防范化解經濟金融風險。共起訴金融詐騙、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2.7萬人。充分發揮最高檢駐中國證監會檢察室作用，協同完善懲治證券期貨違法犯罪執法司法標準，會同公安部掛牌督辦12起重大財務造假案，掛牌督辦16起重大涉私募基金犯罪案件，起訴各類證券犯罪300余人，同比上升9.2%。嚴厲懲治金融領域監督、管理、審批等環節通過利益輸送、權錢交易實施的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犯罪，金融監管部門工作人員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等瀆職犯罪，起訴金融領域職務犯罪340余人，同比上升34.9%。

二是護航法治化營商環境。運用法治力量維護經濟秩序、提振市場信心，制定實施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23條檢察意見，針對民營企業關鍵崗位犯罪高發、侵害企業權益，專門制定12條檢察措施，推動健全民營企業內部反腐機制。依法準確把握刑民交叉案件罪與非罪界限，加強對利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經濟糾紛的監督，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案監督撤案5900余件；對不構成犯罪的作出法定不起訴1200余人。在全國檢察機關部署開展行政檢察護航法治化營商環境專項活動，圍繞“加強行政生效裁判監督，護航企業健康發展”主題發布典型案例。

三是持續推進企業合規改革。2023年7月出臺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明確提出“深化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推動民營企業合規守法經營”。2023年辦理合規案件3800余件，其中適用第三方機制案件3100余件，占80.44%，江蘇、山東等合規辦案大省適用第三方機制比例達100%，防止以“紙面合規”逃避刑事制裁。涉案企業合規領域不斷拓寬，逐步從刑事合規探索延展到民商事、行政、執行等司法審判各領域，檢察機關充分運用檢察合規經驗，積極會同法院加強對審判階段適用企業合規改革的實踐探索和研究，部分地方已經培育出全流程適用的典型案例。

問：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為法治擔當，是檢察機關始終不變的初心使命，一年來在做實人民群眾可感受、能感受、得實惠的檢察為民方面，檢察機關做了哪些努力？取得什么成效？

案管辦負責人：檢察機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踐行司法為民宗旨融入檢察工作各環節全過程，持續辦好人民群眾可感受、能體驗、得實惠的檢察為民實事，厚植黨的執政根基。

一是做實檢察為民，努力踐行新時代“楓橋經驗”。深刻把握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科學內涵和實踐要求，切實把“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工作理念和目標導向貫徹落實到檢察履職全過程，持續提升檢察機關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法治化水平。2023年，全國檢察機關主動融入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格局，抓住矛盾癥結開展和解工作，審查起訴階段共促成刑事和解2.4萬件；對紛爭不止案件開展民事檢察和解，促成當事人和解5300余件，同比上升45.9%；做實做優檢察聽證工作，共開展聽證25.8萬件次。開展信訪矛盾源頭治理三年攻堅行動，加大重復信訪積案化解工作力度，有效控制“增量”、努力減少“存量”，重復信訪量占信訪總量的27.3%，同比減少2.8個百分點。

二是救急解困，全力為弱勢群體“撐腰”。秉持司法為民理念，積極探索多元救助模式，持續加大救助力度，2023年實際救助9.6萬件10.8萬人，分別上升34.1%、31.4%；實際發放救助金9.5億元，同比上升14.5%。如青海省果洛州達日縣檢察院針對牧民群眾對司法救助知曉率不高，主動申請司法救助率低等實際情況，創新建立青海省首個藏漢雙語“司法救助線索受理平臺”，可通過手機微信線上報送救助資料，自2022年10月啟用以來，牧民群眾積極申請司法救助，受理線索同比增長3倍，司法救助線索平臺真正成為群眾的“暖心橋”。依法履行支持起訴職能，幫助訴訟能力偏弱的弱勢群體起訴維權，共支持起訴7.7萬件，其中支持農民工起訴5萬余件，占支持起訴總數的半數以上。如湖南省鼎城區人民檢察院經調查核實攻克取證難題，通過支持起訴、跟進監督等方式，幫助74名農民工討回207萬元工資，用司法鐵拳捍衛勞動血汗，長達7年的“討薪馬拉松”落下帷幕。

三是共建法網，有力保障婦女兒童權益。檢察機關積極回應人民群眾美好生活新需要，認真落實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為“她”溫暖守護，起訴涉及家庭暴力案件563人。辦理婦女權益保障領域公益訴訟1490件；加強與全國婦聯銜接配合，聯合發布維護農村婦女涉土地合法權益行政檢察監督典型案例6件；聯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衛生健康委等出臺規范指引，推動完善工作場所女職工特殊勞動保護、清除工作場所性騷擾制度；充分發揮司法救助作用，共救助困難婦女2.3萬人，發放救助金2.1億余元。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在12309檢察服務大廳設置“婦女兒童權益保障”專用接待窗口，將維護婦女兒童權益的工作做在平常、抓在經常。

問：推動構建中國特色輕罪治理體系，是適應刑事犯罪結構變化、刑事法制發展完善的必然要求，是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檢察機關如何積極應對，更好實現治罪與治理并重？

案管辦負責人：為適應嚴重暴力犯罪持續下降、輕微犯罪大幅上升的刑事犯罪結構變化，最高檢黨組強調要重視和加強輕罪治理體系的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探索，加快推進檢察工作體系現代化，探索推動形成輕輕重重、輕重有序的犯罪治理結構。

一是精準把握罪行輕重，不斷健全案件分層處理機制。檢察機關全面準確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既不片面注重“嚴”，也不片面強調“寬”。對嚴重犯罪始終保持“嚴”的震懾力度，共起訴嚴重暴力犯罪6.1萬人；堅持以法治化推進掃黑除惡常態化，做到“不拔高、不放過”，“防滋生、打新增”，共起訴涉黑惡犯罪2355件14902人。對輕微刑事案件體現“寬”的政策，對情節輕微、依法不需要判處刑罰的決定不起訴49.8萬人，同比上升12.6%；依法審慎適用羈押強制措施，聯合公安部印發《人民檢察院 公安機關羈押必要性審查、評估工作規定》，2023年檢察機關開展羈押必要性審查17.9萬件，訴前羈押率26.8%。

二是精準把握案件辦理時效，實現輕微犯罪案件快速辦理。在辦理輕罪案件過程中，全面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共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審結案件200萬人，認罪認罰適用率90.3%；適用簡易程序43.4萬件，適用速裁程序37.8萬件，合占比例超七成，從快、從簡、從寬的處理模式推動向更有利于國家治理現代化方向轉型。在中央政法委領導下，“兩高兩部”印發的《關于辦理醉酒危險駕駛刑事案件的意見》，統一了執法司法標準，形成了相互銜接、梯次遞進的醉駕治理體系，進一步推進繁簡分流、輕重分離。

三是精準把握違法與犯罪界限，統籌推進行刑雙向銜接。貫徹實施最高檢印發的《關于推進行刑雙向銜接和行政違法行為監督 構建檢察監督與行政執法銜接制度的意見》，加強與行政執法機關銜接配合，共同促進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共建議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5800余件，對被不起訴人需要被給予行政處罰的，依法向行政主管機關制發檢察意見。如上海嘉定區人民檢察院通過搭建“滬嘉通”信息應用集成系統，實現反向銜接案件檢察意見線上反饋、線上跟蹤、線上監督，制發的45份檢察意見書均由行政機關依法啟動行政處罰程序。

問：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檢察機關如何通過履職更好服務創新驅動發展？

案管辦負責人：沒有創新就沒有進步。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關系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系高質量發展。2023年來，全國檢察機關積極開展知識產權檢察工作，不斷提升履職效能。

一是嚴懲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共受理審查起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1.2萬件3.1萬人，同比分別增加五成左右。新型網絡侵權犯罪多發態勢明顯，盜印“劇本殺”劇本、盜竊復制網絡題庫、利用信息網絡技術非法爬取并傳播他人文學影視作品、通過“直播引流”“真假混賣”方式售假等新型侵權案件不斷出現，起訴利用電信網絡手段實施犯罪1600余人，同比上升51.1%，占全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的10%。

二是積極履行訴訟監督職責。共監督公安機關立案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1100余件，監督撤案410余件。堅持全鏈條打擊，糾正公安機關遺漏提請逮捕犯罪嫌疑人210余人，糾正遺漏移送審查起訴同案犯1700余人。如上海長寧區院辦理的洪某設等58人涉嫌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案，通過審查假冒知名品牌上游證據，追捕追訴30余人。知識產權領域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雙向銜接工作有力推進，建議行政機關移送刑事犯罪550余人，公安機關已立案480余人，對不起訴案件提出檢察意見2300余人。

三是深化知識產權惡意訴訟專項監督。聚焦批量維權訴訟案件，精準甄別惡意訴訟行為，重點關注虛假訴訟問題，積極參與對惡意注冊、囤積商標等問題的行業治理。如某文化傳媒公司假冒音樂電視作品著作權人，以KTV經營者侵權為由，批量提起虛假訴訟5000余件，最高人民檢察院掛牌督辦，指導廣東、山東、河北等地檢察機關同步啟動民事虛假訴訟監督，已提出抗訴和再審檢察建議3300余件，法院采納監督意見啟動再審程序3200余件。

四是全方位保護科技創新。檢察機關整合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職能，共辦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訴訟監督案件2508件，是2022年的2.7倍；辦理公益訴訟案件873件。對知識產權案件開展“一案四查”，開展綜合履職知識產權案件2500余件。廣東省深圳市檢察院發布全國首個電子產品翻新產業知識產權刑事合規指引，保障電子產品翻新產業從業主體、知識產權權利人、消費者三方合法權益，推動千億產業迭代升級。

問：信息時代，網絡安全事關國家政治安全、社會安全、經濟安全。檢察機關如何積極履職推進網絡空間治理，更好服務保障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建設？

案管辦負責人：加強新時代網絡法治工作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是網絡強國建設的重要任務。2023年4月，最高檢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網絡法治工作的意見》，檢察機關依法能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以檢察工作現代化融入和助力網絡法治工作現代化，更好維護政治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

一是嚴厲打擊網絡違法犯罪，推動網絡空間安全清朗。依法打擊危害利用網絡實施的各類刑事犯罪，起訴32.3萬人。依法全鏈條打擊電信網絡詐騙及關聯犯罪，積極參與“斷卡”“斷流”“拔釘”等專項行動，起訴電信網絡詐騙5.1萬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14.7萬人；始終保持對網絡販賣槍爆、網絡販毒、網絡淫穢色情、網絡賭博等犯罪活動的嚴打態勢，起訴2萬余人；協同整治網絡侵權違法犯罪，保護創新發展，起訴1600余人。

二是全面履行法律監督職能，多元共治回應社會關切。綜合運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監督，強化一體履職，協同推進網絡空間綜合治理。強化個人信息保護，起訴利用網絡手段實施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犯罪3600余人；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安全領域公益訴訟案件6000余件，努力筑牢個人信息的司法保護屏障。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檢察院針對虞某在互聯網公共空間非法獲取眾多人臉信息，利用深度合成技術非法處理并制作淫穢視頻在網絡社交群組傳播等行為，在進行刑事追訴的基礎上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促進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發展和規范應用，深化“AI換臉”問題的系統治理、源頭治理。

三是數字賦能創新監督方式，“懲”“防”“治”結合推動源頭治理。借助數字檢察，探索構建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推進法律監督全面深化，實現個案辦理式監督與類案治理式監督并重。持續推動政法跨部門辦案平臺建設，實現執法司法數據共享、跨部門大數據協同辦案。江蘇省南通市檢察院針對境外詐騙分子指揮境內不法人員注冊“空殼公司”申辦批量固定電話，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的情形，督促市場監管部門及時查處涉案“空殼公司”，推動建立常態化行刑數據移送機制，在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責任的同時，消除涉案“空殼公司”再次被用于電信網絡詐騙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