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將武俠寫成新經典，說明題材、類型限制不了有素養、有追求的作家。今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作家不能因為創作的形式通俗、面向大眾而自降格調。通俗不等于庸俗，更不等于媚俗。“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作家之大者，未嘗不如此。為國家、為民族、為百姓寫作，真正熱愛我們的國家、民族和百姓，端正立場，負責任、有見識，對時代和現實不回避，這一點我們應該向金庸學習。

金庸逝世引發的眾多緬懷與追憶，再次證明他的影響力之大。作為武俠小說大師巨匠，金庸作品雖然書寫古代題材，卻滲透著現代精神，不僅具有良好娛樂功能，而且具有深刻精湛的思想養分。因此，60多年來金庸小說在全世界范圍內擁有數以億計的讀者，以各種形式進行改編傳播，保持著長盛不衰的熱度。今天，探討金庸作品魅力之所在、汲取他留下的文學養分，是紀念金庸的一種有意義的方式。

思想飽滿，通俗而不媚俗

金庸作品特別值得琢磨的一個特征是：它雖然產生在香港商業化環境中，卻沒有舊式武俠小說那種低級趣味和粗俗氣息，相反，其主要作品都通俗而不媚俗，不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調、深邃的思想。像《天龍八部》通過蕭峰之死所揭示的民族斗爭尖銳年代造成的悲劇，包含多么巨大豐富、發人深省的內容，藝術力量又是多么震撼人心！《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碧血劍》又以多么生動感人的小說筆墨，塑造或贊美了郭靖、袁崇煥這類為民眾利益獻身的“中國的脊梁”式的人物，弘揚中華民族的凜然正氣！

武俠小說是娛樂的，是通俗文學，但金庸小說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說、一般的娛樂品，而是一種有思想的娛樂品。如金庸自己所說：“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如果說嚴肅文學是“為人生”、通俗小說是“供人消遣”的話，金庸小說把這兩方面統一了起來。他的小說武俠其表，世情其實，透過眾多武林人物的描繪，深入寫出歷史和社會的人生百態，體現出豐富復雜的現實內容和作者自身的真知灼見，活潑輕松有時又令人沉重，興趣盎然又啟人深思。魯迅歷來主張真正的文學要啟人之蒙、有益人生，又要令人愉悅，給人藝術享受，金庸的小說觀可說與魯迅根本上是相通的。

在這個意義上說，金庸小說里的江湖世界其實是社會現實生活的一種曲折反映。他對于正和邪、英雄和罪人，顯然有自己的答案。在《射雕英雄傳》將要收尾時，主人公郭靖說：“自來英雄而為當世欽仰、后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人。”這一富有深度的思想，通過武俠小說這種遠離現實的形態呈現出來。

金庸將武俠寫出新經典，這說明，題材、類型是限制不了作家的，真正杰出的作家、有文化素養的作家完全可以在某種固定的題材里寫出了不起的作品來。今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能因為面向大眾、形式通俗，就自降格調。通俗不等于庸俗，更不等于媚俗。“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作家之大者，未嘗不如此。為國家、為民族、為百姓寫作，真正熱愛我們的國家、民族和百姓，端正立場，負責任、有見識，對時代和現實不回避，這一點我們應該向金庸學習。

萃取傳統，注入現代精神

金庸小說蘊含著豐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這是廣大讀者的共同感覺。作者以寫“義”為核心，寓文化于技擊，借武技較量寫出中華文化的內在精神，又借傳統文化學理來闡釋武功修養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為啟發，相得益彰。作者調動自己在這些方面的深廣學養，使武俠小說上升到一個很高的文化層次，顯示出迷人的文化氣息、豐厚的歷史知識和深刻的民族精神。

與這種對傳統文化的浸潤、萃取相交織的，卻是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這也是金庸小說超越于傳統武俠小說、贏得一代一代新讀者的地方。比如，對于舊式武俠小說“快意恩仇”的普遍觀念，金庸小說從根本上是批評和否定的，他反對睚眥必報，反對濫殺無辜。《射雕英雄傳》里郭靖報完國仇家恨之后的復雜心情就是證明。再有，在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怎樣看待歷史上的民族關系，能不能掙脫狹隘的民族觀念束縛，也是考察作品有沒有現代思想、現代精神的一個標志。金庸的民族平等、融合思想，表現得非常明顯。此外，金庸小說里人生理想、道德觀念也是煥然一新的。他雖然寫古代，但是筆下主人公并不是行俠、報國、封蔭做官的模式，人生理想也不是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價值觀念，而是滲透著個性解放和人格獨立的精神。金庸筆下的俠客多是至情至性之人，他們行俠仗義，反抗官府的黑暗腐敗，反抗不合理的禮法習俗，具有濃重的個性色彩。

在個人和社會關系上，金庸主張為多數民眾利益著想，贊美喬峰、郭靖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態度；而在個人和個人的關系上，他主張尊重個性、保持獨立的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這正代表了現代意識的兩個重要方面，人總是既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同時又要保持獨立的個體人格，兩方面不可偏廢。

金庸武俠小說核心思想之一就是 “義”。“義”是中國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之魂，是金庸小說最富人文精神的一個方面。他所寫的“義”，并不是無原則的哥兒們義氣，而是與“正義”相聯系，或者以“正義”為基礎的。更為可貴的是，金庸在一系列小說中，還賦予“義”以新的內涵，把“義”提到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這一新的高度。金庸筆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義，自覺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利益而奮斗，乃至獻出自己生命。這些形象，體現了中華民族最高的人生觀，也是金庸對武俠精神的新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寫“義”，筆下激蕩著一股浩然之氣，卻又毫不給人單調之感。他敢于將人物感情放開來寫，濃烈而又細膩，既寫英雄氣，也寫兒女情，甚至以兒女情反襯英雄氣，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跨越雅俗，鑄就時代經典

所謂雅與俗，都是歷史概念，不同時代有不同看法。在中國古代，詩文被認為是文學的正宗，小說戲曲則是所謂“鄙俗”的“小道”，不能進入文學大雅之堂，雅俗對峙發生在詩文與小說戲曲中間。到20世紀初，梁啟超等人將小說提升到“文學之最上乘”的高度。尤其到“五四”文學革命，新體白話小說占據文學中心地位，進入文學殿堂，連歷史上那些有價值的小說也有幸得到重新評價，脫去“鄙俗”的帽子。但有一部分小說卻享受不到這種幸運，那就是20世紀面對中國市民大眾的通俗小說，它們仍被新文學家、文學史家擯斥于現代文學之外。于是，雅俗對峙轉到了小說內部，表現為嚴肅小說、高雅小說和通俗小說、商品化小說之間的抗衡。

金庸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的出現，意味著長期困擾著人們的雅俗對峙問題，從實踐上和認識上得到了較好的解決。金庸小說吸取“雅”“俗”兩方經驗又超越“雅”“俗”。他創造性吸收了武俠小說、言情小說、歷史小說、偵探小說、滑稽小說等眾多門類藝術經驗，從而成為通俗小說的集大成者；同時借鑒、運用西方近代文學和中國新文學的經驗去創作武俠小說，使他的小說從思想到藝術都呈現出新的質素，達到新的高度。這是金庸小說成為當代文學經典的根本原因。

從歷史上看，無論雅文學還是俗文學，都可能產生偉大作品。《水滸傳》《紅樓夢》當初也曾被封建士大夫看作鄙俗之書，直到現代才上升為文學史上的杰出經典。英國的狄更斯、司各特，法國的大仲馬，在19世紀也都被認為是通俗小說作家。了解了這種狀況，嚴肅文學家就沒有理由看不起通俗文學，而通俗小說家也大可不必在嚴肅文學面前自慚形穢。嚴肅文學中，其實也有大量思想和藝術上比較平庸的作品。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作家自身素養的高低、體驗的深淺和文學表現才能的優劣。

1918年，魯迅特意把周瘦鵑的作品推薦到教育部，他認為這種看上去通俗的文學其實是有創造性、有深度的。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如此推崇白話通俗小說，可見其眼光和胸懷。現在，已經過去一百年了，我們更應該有文化上的包容胸懷。通俗還是高雅，與它的文學成就高低并不相關。我們一方面不能將通俗、高雅對立起來，不能將通俗簡單等同于庸俗；另一方面，對于雅與俗也要仔細甄別討論，積極汲取大眾文化的養分，提升通俗，使之轉化成有更高成就的精品。這種轉化需要思想和藝術上的一再打磨淬煉，精益求精。不能因為自認是通俗文學，所以不負責任、馬馬虎虎，不下苦功夫，不肯付出艱辛努力，這是出不來成就的——在勤奮努力這條路上，不分通俗與高雅。

（作者為北京大學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