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基因代代相傳,一個個紅色遺跡見證光輝歷史,一張張老照片訴說著過往崢嶸歲月,穿越時空仍然激勵我們前行。建黨百年來,追尋著中國共產黨人在膠東大地上留下的光輝足跡,半島網推出“奮斗百...
紅色印記丨一本居住證 道道生死關
半島全媒體首席記者 張文艷
1960年,一位中年男人走進青島市博物館,將一本泛黃的居住證鄭重交給了工作人員。
居住證的封面上印有“青島特別市公署發(fā)給居住證”的字樣,編號是第414007號。捐贈者名叫李研吾(又名李硯吾,1916~1987年,萊陽人),居住證上的名字是李炳玉,這是他1943年為了掩護地下共產黨員身份辦理的證件。
如今,證件的原件正在青島市博物館展出,6月25日,一樓開放的“紅色足跡——青島革命文物保護利用成果展”里,也可以看到證件的照片。展覽部主任鄭海燕告訴半島全媒體記者,每次看到居住證的時候,就會感受到當年在那個沒有銷煙的戰(zhàn)場上,它與它的主人經歷的一次次驚心動魄的戰(zhàn)斗。
這本居住證,伴隨著李研吾走過了一道道關卡,讓他得以順利地開展工作。接下來,我們打開這本泛黃的居住證,就像打開一段抗日戰(zhàn)爭史,與多位親歷者一起,還原抗日戰(zhàn)爭勝利前后中共地下黨員的艱苦奮戰(zhàn)和血淚往事。
事件背后,:同志們血的教訓
“姓名李炳玉,年齡26歲,住址:西達翁村180號,職業(yè):德香齋伙(計),時間:中華民國32年1月21日。填發(fā)機關:青島特別市公署。右食指印,左食指印,發(fā)給此證不取分文”。
“照片上的這位年輕人,雖然因為時間久遠而面容有些模糊,但利落的寸頭,堅定的表情,仍然顯出幾分剛毅”,鄭海燕主任告訴記者,證件的主人是李研吾,這是他1960年親自捐給青島市博物館的,放下證件,他什么都沒有說。“居住證的辦理時間是民國32年,也就是正處于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1943年。它的主人真實姓名叫李研吾,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地下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擔任中共上海市委財貿部副部長等職。李炳玉則是他當時做地下工作掩護身份用的化名”。
于是半島全媒體記者根據(jù)李研吾回憶錄,以及膠東區(qū)黨委敵占區(qū)工作科科長王臺、中共青島工委書記謝明欽等人的回憶片斷,還原了李研吾以及抗日戰(zhàn)爭前后青島市區(qū)地下黨的艱難工作。
李研吾
1938年初,日本侵占青島后,在膠東、濱海兩大根據(jù)地黨組織的領導和推動下,青島地區(qū)即墨、膠縣、萊陽、平度的黨員緊急行動起來,克服重重困難,恢復、建立黨的組織,開展武裝斗爭,在青島地區(qū)燃起了武裝抗日的烽火。然而,青島市內的大部分黨員都撤了出來,因此,市內地下黨的力量比較薄弱。
為此,1941年6月,膠東區(qū)黨委設立了“敵占區(qū)工作科”,后將敵占區(qū)工作科改名為“城市工作科”,充實了人員,明確了任務。在抗戰(zhàn)時期,青島的地下黨組織就是這樣一步步艱難地建立起來的。
經王云九推薦,膠東區(qū)黨委將曲華派進青島。曲華原名李繼仁,來自五支隊六十五團。在青島期間,曲華積極工作,在工人、學生和知識分子中發(fā)展了楊真(劉文卿)、張遼(韓大珉)等黨員,然而,讓黨組織很擔心的是,當時青島市區(qū)形勢嚴峻,環(huán)境惡劣,曲華的危險意識不夠,黨員之間都互相認識,“橫的關系太多”。為了安全起見,膠東區(qū)黨委把萊陽縣委書記謝明欽派往青島,整頓組織。
接到任務后,謝明欽進入青島市區(qū),住進了東光路13號楊真的家里,楊真家有母親、姊妹7個。楊真是文德女中的學生,大姐在煙草廠工作,大姐夫在四方機廠,二姐和三姐也都是煙廠的工人,楊真的妹妹劉文毅(梅山)是女中的學生,已是黨員,還有個妹妹是“抗先”。這是一個思想進步的家庭。
楊家是獨院,鄰居關系也不錯,楊真托人給謝明欽報了戶口。安定下來以后,謝明欽便帶領大家建立了青島地下黨工作委員會,謝明欽任工委書記,曲華任組織委員,楊真任宣傳委員。工委機關就設在東光路13號,楊真的六妹擔任政治交通員。幾經努力,謝明欽讓房子和以賬房先生的名義托人辦了“良民證”,化名李子斌,搬離了楊家,住到了西太平村房子和家。
沒想到,膠東區(qū)黨委擔心的事情還是發(fā)生了。
1942年1月5日早晨約4點多鐘,黨員高文旭用腳踏車帶著謝明欽到鹽灘村紡織工人張仲美的家中。謝明欽是受組織委派,打算到滄口鹽灘村開個磨房作為職業(yè)掩護的。和張仲美聊了幾句,謝明欽感覺此人不可靠,便不再多說。是日晚,謝明欽、高文旭和周永智正在聊天,突然3個日本特務闖了進來,二話不說就將他們綁起來,關進滄口飛機場特務機關。
在那里,謝明欽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嚴刑拷打,“(敵人)用自來水管子、鉆條從背上到大腿來回地抽打,打得我眼里出血、奄奄一息了,他們才把我拖回看守室”,但謝明欽咬定他是來考察生意的。敵人沒有問出什么,宣布判決:高文旭死刑,謝明欽三年半徒刑,周永智兩年徒刑。直到抗日戰(zhàn)爭勝利,謝明欽才重獲自由。
謝明欽被捕后,青島工委遭到破壞,曲華立即部署有關同志轉移隱蔽。5月4日,曲華前往膠東區(qū)黨委匯報工作,在途經即墨大北曲村時,被日偽軍逮捕,關押在青島市偽警察局。在獄中,曲華悄悄捎信出來,告訴黨組織他被判處發(fā)往東北充當“勞工”。一個月后,曲華被敵人押往東北,在濟南四站換車時,他鼓動同車難友一起暴動逃跑,不幸被日軍槍殺。
曲華雖然經驗不足,但對黨絕對忠誠。他的妻子1940年病逝,留下兩個年幼的孩子無人照看,他托付給老人,自己單獨住在工人宿舍中,全力投入革命事業(yè),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長期不準孩子前去看望。1983年青島市政府正式批準曲華為革命烈士,以褒揚他對革命的貢獻。
謝明欽等被捕后,青島工委改為“特支”。特支書記是楊真,張遼、莫易為委員。莫易分管工人方面的工作,張遼負責學生、青年工作,就3個人的小組織,雖小卻精悍,一直保持到1943年。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李研吾自1942年到1945年的4年時間里,接管過青島的城市工作,幾進幾出青島。
1945年8月,中共山東軍區(qū)發(fā)出5路大軍進攻大城市的命令,圖為八路軍進入膠縣時的情景。
首度進青:搖身變成小伙計
來青島的第一個階段,讓李研吾收獲最大的,是搞到了一張“良民證”。
1942年10月份,李研吾來到青島,膠東區(qū)黨委派他來,是為迅速整頓恢復組織關系,防止敵人進行更大的破壞行動,也打算從根本上解決市內黨組織的扎根問題。
出發(fā)前,膠東區(qū)黨委組織部城工科長王臺囑咐李研吾說:“組織決定從長遠計,讓你一個人先打入市內,想辦法以合法身份長期住下,先不要忙于工作。”這個任務看起來不重,卻讓李研吾很犯難。
“當時青島的敵人十分瘋狂,特務便衣多如牛毛,市內崗卡哨警戒備森嚴。我在青島市內又沒有親戚朋友可利用,進來就不容易,更何況還得駐扎下去”。正在此時,中共南海地委的葛沖曉給他帶來一個好消息。葛沖曉有個舅舅在青島市中山路、即墨路一帶搞運輸做買賣,經過他的幫助,李研吾得以順利進入市區(qū),住在了滄口西達翁村紀富章的家里。紀富章的岳父參加了膠縣游擊隊,所以比較可靠。
然而,紀家人靠紀富章賣點心維持生計,生活本來就不富裕。現(xiàn)在又突然添了一位“不土不洋的外來客,有諸多難言之隱”。不能白吃白住,李研吾每天幫紀富章做點心,早出晚歸幫他操持點心挑子,收入倒還可以糊口,大家相處得也很融洽。
期間,紀富章幫他搞到了一張居住證。這張當時的“良民證”,讓李研吾日后得以順利進出青島。
日子一天天過去,李研吾有點著急了,畢竟他不是來做伙計的,他有重要任務在身,那就是扎根市內,用合法的職業(yè)掩護身份。紀富章無權無勢,不能幫忙。思量再三,李研吾決定回到膠東區(qū)黨委向組織部匯報,1943年春節(jié)前,李研吾返回膠東區(qū)黨委組織部,組織上也認為如果沒有合法的職業(yè),是不宜在紀家久住的。更何況,他也曾遇到過驚險一幕:“有一回我走到四方橋上公共汽車站時,被一個警察盯上,他喊我過去,我假裝沒看見,他用警棒子狠狠敲了我一下,要檢查我拿的什么東西,結果他把《魯迅全集》端詳了好一會,又沒好氣地撂給我走了。”
撤出青島市區(qū),李研吾住在了位于平度的中共南海地委。
王臺
再度進青:汲取經驗,單線聯(lián)系
平度位于山東半島西部,歷史悠久,是著名的抗日根據(jù)地。從1943年開始,李研吾就駐扎在了這片連接青島和膠東區(qū)黨委之間的安全地帶。
在李研吾到達平度以前,王臺和耿橋在這里掌握著一批青島市內的地下關系,李研吾抵達后,就陸陸續(xù)續(xù)接管了這些工作,并擔任中共南海地委副書記。
彼時,青島市區(qū)最大的問題是地下黨員、地下關系相當暴露,市內橫的關系太多,連家屬之間彼此都熟悉,少數(shù)人在群眾中也有所暴露,很危險,容易出問題。一旦遭敵人破壞,一抓就是一大片。
除了謝明欽和曲華,還有一位共產黨員也付出了血的代價。
1942年春天,謝明欽被捕后,王臺他們還不知道,組織部部長劉坦找王臺商量決定,再向青島派一名干部。經過權衡,他們決定派李晨去,因為李晨會做鞋,有這個手藝很容易掩護。“我們布置讓李晨和其愛人秦光一起去,開個‘夫妻店’,單線和黨委聯(lián)系。我們找來負責人劉宿賢交待了此事,讓他通過關系派進去”。然而,是年5月份,劉宿賢帶來了噩耗:李晨同志被捕犧牲了,這讓眾人非常地震驚和難過。李晨夫人秦光也趕來,含淚向大家匯報了事情的經過:李晨在根據(jù)地拉隊伍,進行抗日救國活動,經常參加群眾集會并講話,很多人都認識他。萊陽的一個壞蛋跑到了青島,在馬路上認出了他,向敵人告密,將他逮捕,讓狼狗活活地給撕了。李晨同志犧牲得如此慘烈,讓在場的人都握緊了拳頭……
東光路13號,青島黨組織活動點。
如此下去,必定危險重重。
1944年冬天,膠東區(qū)黨委成立城工部,李研吾調到城工部任城工科長,主要抓青島、煙臺、威海、大連等城市,準備里應外合武裝起義,解放大中城市的發(fā)動工作。
李研吾和王臺研究決定,為了安全起見,需要將青島特支再一分為三,按職業(yè)分為3個獨立的支部。一個由楊真負責,分管婦女工作;一個由莫易負責,分管工人工作;一個由張遼負責,分管青年工作。仍由在南海地委時的政治交通員劉琪,負責市內與青島工委的聯(lián)絡工作。要求3個特支成立以后直接由青島工委領導起來,彼此間不橫向來往,主要任務是發(fā)展黨員,團結群眾,擴大力量,待機而動。
這樣雖然領導起來頭緒多,但工作的獨立性大,保密性強,在敵占區(qū)城市開展工作方便。市內3個特支只能獨立作戰(zhàn),然而,他們發(fā)揮了較好的作用,物色了不少青島市內工人、學生、商人等,并把他們集中在根據(jù)地學習黨的政策,教授密工方法,重新派回市內執(zhí)行任務,有些還送到膠東黨校去深造,成了黨的干部。
這是李研吾持證在青島工作的第二個階段,時間跨度是從1943年到1944年底。
幾進幾出:一證在手,有驚無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全國形勢急劇變化。膠東區(qū)黨委決定派李研吾再赴青島,抓解放青島的準備工作。
山東分局已經在根據(jù)地成立了中共青島市委,林一山任書記。在軍事上也作了相應部署,劉中華的一個團進駐了嶗山,聶鳳智率六十三團開到即墨靈山,目標都指向青島市。
任務緊急,李研吾需要迅速打入青島,向地下黨傳達上級指示,凡有條件的力量都要迅速組織起來。1945年8月23日,李研吾從海陽縣膠東區(qū)黨委機關駐地出發(fā),匆匆趕到了嶗山。隨即跟隨劉中華的部隊開到青島近郊前沿陣地,事不宜遲,來不及休息,李研吾就簡單地化了裝,讓自己看起來像個伙計,并從當?shù)卣伊艘晃幌驅В弥畋竦木幼∽C向市區(qū)進發(fā)。此時,形勢極其嚴峻,國民黨軍隊在郊區(qū)層層封鎖,沿途盤查很嚴。
“良民證”再次起了重要作用,李研吾拿著李炳玉的證件,順利通過了崗卡。誰知,剛過了滄口,向導突然不見了,這讓李研吾又氣又急,束手無策,往哪兒去?怎么辦?突然,李研吾記起竇郁山的家在仲家洼,竇郁山是諸城人,1942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膠東區(qū)黨校學員,青島地下黨東鎮(zhèn)支部書記,是信得過的同志。于是,李研吾立刻不顧一切地坐上車,直奔仲家洼,幾經輾轉終于找到竇家,這才與市內地下黨接上聯(lián)系。
經過研究,大家決定讓李研吾搬到東鎮(zhèn)楊真家里去住。為了安全,李研吾在開展工作時,只同幾個特支負責人見面,不開全體會。即便是負責人,也是岔開時間逐一傳達上級指示,避免橫向暴露。必要的時候,由楊真、張遼、莫易傳遞情報,還有左毅的妹妹、竇郁山的小姑幫忙送信看門。有任務,大家分頭行動。
1945年,日軍投降。
李研吾晚年統(tǒng)計說,青島市內僅3個特支這條線,就有黨員50多個,幾百名骨干群眾。崇德中學、煙草公司、四方中學、紗廠工人中也有幾十個黨員,如果這些力量統(tǒng)統(tǒng)組織起來,前景是非常樂觀的。
曙光在前,大家很激動,對武裝內應的安排也非常積極。大家分工明確,護廠護校,收集情報,保護要害部門,有條不紊。
然而,1945年9月13日,國民黨青島保安總隊李先良搶先接管了青島,并與駐青日軍勾結起來,阻止八路軍進城,拒絕日軍向八路軍投降。更糟糕的是,煙草公司地下黨支部遭到破壞,支部書記馬文被捕,交通員劉琪和竇郁山也被抓。覺察到情況不妙,李研吾立即從楊真家搬到西鎮(zhèn)一個小學教師家隱蔽起來。
是年9月下旬,市委派交通員來通知李研吾,膠東區(qū)黨委放棄了里應外合解放青島的計劃,讓李研吾馬上撤回解放區(qū),并指示:鑒于市內地下黨幾人被捕,要把已經暴露的黨員同時帶回解放區(qū),沒有暴露的也要隱蔽得更深一些。李研吾當即行動,安排好大家的去留問題,9月底,撤出隊伍準備出發(fā)了。
進來不易,這么多人安全撤出去也難。市內到解放區(qū)必須經過即墨西關卡,經過精心策劃,大家決定分幾路出發(fā)。
還是靠著這張居住證,李研吾闖過了幾道關口。
在即墨西關最后一個關卡,李研吾又遇到了麻煩。出示證件后,剛要通關,一個帶班的小頭頭突然過來搶過證件,仔細打量了一下李研吾:“你這樣貌,只是個伙計?不可能!不能放走,得查一下。”隨后,他開始盤問李研吾的籍貫住址,家里都有什么人,都是做什么的,就是不讓李研吾通過。額頭上,汗珠冒出來了,李研吾心想,再這樣追問下去,非露餡不可。說也湊巧,正在這時,屋里突然有人喊小頭頭進去打牌,小頭頭一聽,立刻答應一聲,把證件扔給崗哨,急急忙忙進去了。
崗哨很同情李研吾,一看頭頭進去了,趕忙把證件還給他,使了個眼色:“還不快走!”李研吾會意,轉身便走,一口氣跑出十幾里,身上大汗淋漓,回到即墨靈山,進了聶鳳智的團部,才算松了口氣。
不久,撤退的同志也陸陸續(xù)續(xù)到齊了。這時,膠東區(qū)黨委已后撤至萊陽城,城工部機關也沒有了。干部化整為零,大部分去了東北,有的去了煙臺。李研吾因在青島市內撤回來較晚,向膠東區(qū)黨委匯報了市內地下武裝發(fā)動情況后,上級指示,里應外合工作已經結束。1945年10月,便調到了膠東區(qū)黨委黨校學習。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李研吾去了上海,任上海市委財貿部副部長、市委常委等職,1978年7月調任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組織部部長,后任市委臨時紀委書記。1987年病逝。
1960年,44歲的李研吾曾再回青島,鄭重地把那本屢次助他脫險的居民證,捐給了青島市博物館,這是他在青島的印記,也是青島歷史的見證。
現(xiàn)在這本泛黃的居住證靜靜地陳列在博物館的展柜里,它把我們帶回到那段老一輩共產黨人艱難抗爭的歲月中,無聲地講述了那一段段驚心動魄的故事。
鄭海燕主任說,李研吾先生捐贈時,沒有留下太多的話,“或許,這種‘不說’,正是地下工作者所堅守的信條,也是他們最堅定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