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島全媒體記者 牛曉芳

在知乎搜索框輸入“耳聾是一種怎樣的感受”，會得到這樣一些答案——

“是難受。世界是世界，你是你。各種環境里，別人聊得熱火朝天，笑得前仰后合，你在一邊訕訕默默。手機里的轉寫軟件隨時開著，在警惕的眼神中，想弄清別人在說什么。”

“是你能看到這句話，但聽不到。”

“是你在一個很安靜的環境里，但能聽到一種腦部雜音。Ying——大概是這樣。這個是不受聽覺支配的，就算失聰也能聽見。”

“是和人交流變得越來越難。老朋友漸漸不再聯系，害怕和陌生人說話，終于沒有朋友。可是交際的場合總是不能避免的，不敢讓別人復述，因為即使再說一遍也聽不見。”

所謂的“無聲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身為健全人，我無法感受它，只能想象它。

首次與聽力障礙人士面對面談話時，這個被早早寫在紙上的問題卻遲遲沒有問出口。事實上，在日常生活的很多場景中，“耳聾”是一種謾罵和詛咒。但對很多聽障人士來說，這是一個秘密，一種禁忌，很多時候，也是一種冒犯和傷害。

真的向現實中的聽障人士問出那個問題時，我才發現，由于造成聽障的原因、聽力出現障礙時的年齡、聽力損傷程度以及個人感知力不同，答案因人而異。

“就是你能接收聲音，但是識別不出來。”33歲的聾人女孩曲奇打字告訴我。她在4個月大時因注射耳毒性藥物患上了神經性耳聾，如今，聽力有八九十分貝——根據醫學標準，屬于極重度聽損——戴著助聽器，她依然要依靠手機里的轉寫軟件溝通。

“可以說是完全聽不見，無聲的，感覺很安靜。”50歲的趙傳強說，“過度的用力敲門我是可以聽見一點的，其余的完全聽不見。”他是遺傳性耳聾患者，父母、姐姐都是聾人。在回答“什么時候學會的手語”這個問題時，他敲出的不是“兩歲”“2歲”，而是“二歲”這兩個字。

幾乎是在健全幼兒學會說話的年齡，趙傳強學會了使用手語溝通，練習了四十多年，如今的他是曲奇口中“手語表達能力很好”的那一類——聾人也有表達能力的差異，根據不同特點可分為手語者、口語者、雙語者，還有既不會手語也不會說話，還不識字的聾人。

即便已經是一個出色的手語表達者，那個幾乎完全無聲的世界也曾令趙傳強“感到害怕”。“現在不覺得害怕了，已經融入了社會，總體來說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他很快補充道。

“能聽到的那些聲音，會是一種噪聲嗎？”我在對話框敲下這句話。很快得到一個否定的答案。“怎么說呢……”曲奇回復。她隨后發來一個視頻，內容是關于聽障人士遭遇的“言語分辨率”問題的詳細解釋：

對聽障者而言，即便借助助聽設備能夠聽到聲音，但由于頭腦中缺乏聲音和語言識別系統，分辨、理解這些聲音依然很困難，“每個字都像飄在空中，也分不清聽到的具體是哪種聲音”。

聽障者的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做了一番功課，問了一堆問題后，我不得不承認，答案遠沒有想象中那樣簡單。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它一定不只是真空般的無聲，詩意化的寂靜和被誤解的孤傲。

據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現有聽力障礙殘疾人達到2780萬。全國殘疾人的總數是8296萬，這意味著，每四個殘疾人中，就有一位是聽障者，而在中國所有人口中，每50個人里，就有一位可能存在聽覺殘疾。在大多數情況下，相比肢體的明顯殘疾，聽覺殘疾更具隱蔽性，這使得聽障人士成為殘疾人中那個被更廣泛忽略、更深刻誤解的群體。

“聽見”和“理解”是橫亙在有聲和無聲世界之間永恒的障礙。

當互聯網之光照進這處褶皺，越來越多的聽障者出現在短視頻平臺和網絡直播間內，那個神秘的無聲世界好像向健全人翹起了一角。掀起這一角，展現在眼前的是靈活的手語動作，豐富生動的表情和肢體語言，以及寫在紙上、打在屏幕上的文字。視覺語言正傳遞著他們的“聲音”。

聲音終于被“看見”了嗎？

一樣 不一樣

首先是“靜悄悄”。

初次進入聾人直播間的健全人，總有一種闖入“他者”世界的感覺，可以用寂靜無聲這樣充滿主觀想象色彩的詞語來形容這種反差。但實際上，真正感到靜悄悄的，或許只有聾人——如果留心，健全人會發現，沒人說話的直播間里，聲音無處不在。

是摩擦聲。衣物窸窸窣窣，鞋底摩擦地板，馬克筆摩擦紙面，紙張摩擦桌子。

是呼吸聲。伴隨手部動作和大幅度的肢體語言，呼吸的節奏和強度時快時慢，時強時弱。你分明聽得清嘆息聲和口中無意識發出的“啊、咿、欸”。

是笑聲。主播和搭檔用手語熱烈互動，聊到什么話題，大家笑作一團——像健全人一樣的笑聲。

是生活中的一切聲音。窗外卡車經過的鳴笛，碰倒東西的撞擊，手機的新消息提示，電熱水壺正在加熱，產品包裝袋打開時那一聲脆響……一切聲音，除了言語。

人聲、音樂消失的世界里，客觀事物發出的聲響就顯得異常清晰。這些本是尋常的聲音被突兀的安靜放大，成為一種靜默的提醒：聾人和健全人是不一樣的。

“其實都一樣。”趙傳強說，“我們在網上直播帶貨就是跟健全人學的。”

如果忽略手語表達和口語表達的差異，聾人直播間的景觀或許與普通直播間沒有什么不同。貨品擺滿貨架，主播賣力講解商品，手速飛快，觀者甚至能在腦海中想象出某個人飛快的語速。鏡頭前，互動，游戲，演繹，連線，所有花樣一個都不少。評論區內，詢價，謾罵，對峙，質疑，也一個都不少。

此時，一種錯覺產生：互聯網或許真的打通了兩個世界？

一些差異還是露出了馬腳。聾人的社交賬號上總是用一個括號帶上“無聲人”“聾人”“聽障人”這樣的后綴。他們的發言里充斥著倒裝句和語病：“碰見你，有打招呼你，但不敢拍照一起”“我也在看過了比賽”“你不回復為什么”……

這些表達以文字形式出現，并不令人費解。難以理解的是那些無法表達出來的東西。

“不知道怎么說”“這個怎么說”幾乎成為趙傳強的口頭禪。遇到所有詞不達意的無力時刻，他都會用一句話結束問題：“聾人和健全人不一樣。”

在有限的溝通下，對這個“不一樣”需要充分發揮想象力。有些解釋在想象力之內。比如，為什么直播十幾個小時也堅持一直站著呢？“為了最大限度調動身體語言，讓表達更清楚。”這是先想象出來，然后發給趙傳強確認的答案。

有些解釋在想象力之外。比如，為什么說聾人直播比較慢呢？“我們講一個產品要20分鐘，但是聽人直播就很快，他們5分鐘就講完了。”這是談到不同，口語表達能力更好的曲奇補充的答案。

趙傳強（左）和手語翻譯王建民（右）

成為聾人主播

曲奇是會說話的，她將自己歸為“口語表達挺好”的那一類聾人。

她生于青島，一個健全人家庭。父母經商，家中還有一個健康的弟弟。嬰兒時期被藥物損傷的聽覺神經無法恢復，但她仍保有微弱的聽力。

人生第一個真正融入健全人群體中的機會出現在7歲那年。父母送她去普通學校讀小學，但聽力跟不上，一年級開學一個星期后，曲奇就轉學去了聾校。

和普通學校相比，聾校除了教基礎知識，還有專門的語言培訓。“老師天天教我們學說話，寫作文，天天練。”曲奇的語言能力慢慢被培養起來。

“基本上所有人進入聾校都會接受語言培訓，但是能成功的人很少很少。我是有聽力基礎的，還能發出聲音來，只有語言基礎好的才能培養起來。”曲奇說。

聾校的大學前教育年限是11年。2010年，曲奇參加了聽障生高考，被北京聯合大學錄取。她記得，那一年班里一同參加高考的同學有11人，最終八九個人被錄取，分別去了北京、長春、南京、鄭州的四所大學讀書，“大部分都是一本”。

聾人可報考的高校有限，可選擇的專業更有限。高等教育對聾人開放的條件之一是，所學專業要符合聾人的身體條件。視覺設計是被廣泛選擇的方向之一。曲奇為此在高中時期學了畫畫——出于上大學考慮，而非興趣。她的興趣是金融和法律。“聾人學這些很難，存在溝通問題。法律知識特別深，沒有人起頭開設這個專業，不然我早就報了。”

現實就是，所有“投入大、難度深”的專業都沒有人為聾人開設，曲奇的高考志愿方向是別無選擇的“能考進哪個就上哪個”。她最終讀了視覺藝術設計專業。

在大學里，曲奇被劃分到特殊教育學院，朝夕相處的同學都是聾人。盡管會說話，但她依然只用手語和同學溝通，相比健全人，她覺得“和聾人朋友在一起有意思，好玩”。這個社交圈子延續至今。

大學畢業后，曲奇通過校招進入當當網做財務工作。就業方向自然和所學專業不對口，但這不是聾人群體特有的現象。“大部分都是這樣的，很多很多。”曲奇說。

這是人生第二個真正融入健全人群體的機會。

和第一次一樣，同樣是在一星期后，曲奇被媽媽叫回青島，“不讓在北京待了”。其實當當網那份工作是她喜歡的，“畢竟大公司，待遇環境都挺好”。遺憾歸遺憾，曲奇也承認，“北漂壓力很大，吃不好，住不好，剛畢業也沒那么多錢，回家的話有吃有住有工作。”更何況，她是聾人。

回青島后，屬地殘聯一直在幫忙尋找就業機會，父母也在積極打聽，曲奇先后換了幾份工作，“覺得合適了就留下”，這樣的生活“堅持了好幾年”。

2016年，經一個聾人朋友推薦，曲奇前往泰國，成為一名專門服務聾人群體的導游。利用工作便利，她還做起了代購。那是旅游業和代購業都蓬勃發展的年代，曲奇“賺了不少錢”。

2020年，工作受到疫情影響，曲奇不得已中斷事業回歸故里。29歲，女性，未婚未育，聾人，所學專業和從業經歷，這些條件疊加在一起，意味著比6年前更艱難的求職處境。

情況更復雜了，聾人身份在就業問題上的消極影響好像被弱化了，但依然存在。“（對于聽力障礙）有的介意，有的不介意，大部分公司還是沒有那么友好的，因為最大的問題還是溝通。”體力活、外賣員，這些是曲奇身邊聾人朋友的主要就業選擇，其中去南方工廠的是大多數。

這幾年，曲奇常常在朋友圈發布工廠面向聾人群體的招工信息，賺取一些中介費。“如果正常上班，白班8個小時，工資在四千左右；如果白班夜班兩班倒，工資五六千，干好了也有七八千的。”曲奇說，“但是很苦，很累。”

在青島“摸索”兩三年，2023年，曲奇發現了一家位于山東青州的網絡直播公司。對聾人來說，這是一份理想的工作。沒有年齡限制，對聽障人友好，入行門檻低，管吃管住，最重要的是，“收益非常快”。

經過考察，今年年初，她跑去青州，正式成為一名聾人主播。

聾人女孩曲奇（受訪者供圖）

健全人的水平

一切都要從零開始。收益還在慢慢來的路上。

入職后的曲奇做了很多努力。她在快手平臺發布了很多聾人關心的事件、話題來“養號”；堅持夜跑，因為“怕胖，上鏡不好看”，其實身高一米六的她，體重只有52公斤。“太胖了賣不動，形象很重要。”她說，“減肥不難，少吃就行。”

積累一年，如今曲奇的粉絲量只有1.6萬，公司要求是至少3萬。“3萬以上才能有效帶貨，否則直播帶貨是無效的，掙不到錢。”她解釋。好在還有殘聯的補貼，自己做微商賺的錢，加上做直播帶貨的零星收益，“收入也夠吃夠喝”。

“目前的打算是漲粉，定的目標是先做三年。”曲奇說。這個目標實現的路徑是那些發在快手上，和同事們一起演繹的“狗血情景劇”，足夠吸引眼球。“有的東西你看看就好，別當真啊。”她有些不放心地提醒。

趙傳強的直播經驗也只有半年。30年前，他做過鏈條廠流水線的工人，后來擺過地攤，賣過各種“小東西”。他的快手賬號名上有“拉絲芝士棒”幾個字，這是他從3年前開始在夜市上賣的一種小吃。

一些零碎的工作經歷填充著他此前三十多年的人生，也基本勾勒了他的生存方式。面對采訪，有限的手語和文字表達無法描述細節，也無法傳達過程的坎坷與艱辛。事實上，如今外人面前的這個梳著武士頭、紋著花臂的時尚形象也展示不出絲毫的生活不易。

“因為我是聾人，沒辦法。因為聽不到，溝通有困難。要想吃好穿好，就要自己克服困難，好好努力，打造自己的一片天地。”比畫完這段話，他用洋溢著笑意的眼神靜靜等待著翻譯。這個表情出現在采訪全程。

直播帶貨工作是他和兩位聾人朋友一起合伙做起來的。今年5月，三位同樣畢業于青島聾校的男士一拍即合，成立了工作室。

工作室以做過藝人助理、有粉絲基礎的呂夢晨的名字命名。他長相清秀，今年32歲，5年前因溝通問題放棄藝人助理工作，開始嘗試直播帶貨，如今粉絲量已經超過27萬，是三人中最高的那一個。

但三人中的“帶貨王”卻是今年33歲的傅真。18歲那年從聾校畢業后，他做過和電腦相關的工作，幫人跑過腿、跑過業務，“都是很短的時間，工作不太穩定”。為生計奔波的細節同樣無法用手語傳遞清楚，但數字可以。

8萬，是目前的粉絲量；3萬，是單場直播的較好收入；80萬，是去年一場直播的交易額——這是迄今為止，三人組合中直播帶貨流水曾達到的最高紀錄。

“雖然我們聾人有缺陷，但沒有關系。我們除了聽不到聲音說不了話，也同樣能做到健全人人的水平。”趙傳強一次次用手語和文字傳達這句話。

他們在盡力追求“健全人的水平”。在直播帶貨初始，團隊曾遇到因產品質量問題收到顧客大量負面評價的情況。這個故事的細節我無從得知，但一些跡象顯示，這或許成了趙傳強的心結。

溝通時，他不斷重復，要“憑真心做買賣”，在網絡上和健全人主播競爭，聾人要“以質量取勝”，“不能詐騙我的粉絲”。他拿出一個樣品展示盒，詳細表達了自己正賣的羽絨服在品質上具備的絕對優勢。

三人采取了分工合作的方式，“更年輕、更善交際的”傅真和呂夢晨前往深圳和福州尋找貨源、考察工廠、談合作，趙傳強負責在青島直播。“我老了，看東西沒那么仔細，眼光跟不上時代了。”趙傳強給出解釋。

他們研究用戶需求。“快到冬天了，最好賣的就是羽絨服。賣完羽絨服，需要研究下一個產品賣什么，粉絲想要什么我們就賣什么。”

這些苦心經營是有用的。在三個人的直播間里，一兩個月內，聾人粉絲為這些售價380元和450元的羽絨服創造了超過1500單的銷量。比起隔壁的健全人直播間，這算不上驚人的數據，但趙傳強覺得，“現在的收入情況已經很滿足了”。

為了找到物美價廉的羽絨服，趙傳強和他的團隊跑過大大小小的工廠。

一個房間，兩個世界

采訪正在進行，門外一聲巨響，除了我和手語翻譯王建民老師外，屋內無人回頭。趙傳強仍興致勃勃地對著手機和視頻連線另一端的朋友們比畫著。

一個房間，兩個世界。

相似的場景也出現在線上直播間里。聾人直播間總是面向聾人群體的。直播技術尚不能將手語實時轉化成文字，即時呈現在屏幕上。因此，對那些不懂手語的健全人來說，這里除了環境音，依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聲音。

總有無心闖入的健全人觀眾留下不禮貌的疑惑：“怎么都是啞巴介紹呢？”

趙傳強無意計較那些冒犯，他將那句話圈出來向我證明：“也有健全人看聾人直播的。”

比較起來，聾人看健全人直播的情況更多一些。曲奇是健全人直播間的忠實粉絲之一。語音轉寫軟件很方便，而那些商品價格也真的更具競爭力。她不僅看健全人的直播、短視頻，還看電視節目、廣告。“聾人進入健全人的世界很容易，融合問題不大。”她說。

但在趙傳強眼中，這恰恰是個問題。盡管大家心照不宣地相信，在快手上，“聾人和健全人是兩個圈子，生意是分開的，互不干擾”，但他也提到，“現在最大的困難是，我們的競爭對手還是健全人。所有商品低價壟斷在健全人手里。”

他們更關注的問題是，那些充斥在互聯網聾人圈子里的“負能量”。

“聾人也有好有壞，有聰明有笨，和健全人沒什么區別。但是聾人在網絡上發布不好的信息，審核員也看不懂。舉報也要看證據和條件，他們發布的那些信息不會用文字告訴你的。”曲奇說，“圈子太小，大人小孩都在看，所以負能量影響很大的。”

對聾人來說，當前，兩個世界如何融合并不是最迫切的問題。

他們關注著小圈子里的“綠色健康”，關注著為那些看不懂字、聽不到聲音、購買力有限的聾人朋友找到最實惠的商品——用最適合聾人的方式。

“為了很多聾人能夠享受到優質產品帶來的便利，很多像我一樣的主播，就想跟健全人一樣，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趙傳強發來一段在表述和邏輯上照舊不夠完美的文字。

“通過短視頻和直播，能實現嗎？”我問。

“既然做了就要堅持去做。”他答。

很多問題得不到回應，很多情感無法抵達。這不只是采訪遇到的問題，這是彌漫在無聲世界里的每時每刻。

通過手語，復雜的情感總是難以傳遞，但愛可以。